清代散文概述37

——清史札记之四十三

我楚狂人

三、桐城派25

5.对桐城派的批判2

其一，汉学家的批判2

但是，我们发现，尽管桐城派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是在与汉学家的论战中，并没有真正涉及文学主张的论辩，而始终是儒学的流派之争。把桐城派与汉学家的论战，也许纳入汉宋儒学之争的范畴或许更合适。

萧一山先生认为：“其（姚鼐）弟子以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人为最著，颇能影响于一时，于是桐城派之名益显，俨然足与当时之‘汉学’相抗矣。”与汉学相对抗的这种学术传统为其后学所继承，曾国藩就曾指出姚鼐晚年主讲书院四十余年，门下弟子颇多，其学流衍于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越来越多的人归向桐城派，秉其为学宗旨尊宋抑汉；桐城派也在嘉道年间一步步走向中兴，渐成为一个成员广泛、影响区域日益扩大的全国性派别。而姚鼐讲学授徒时着力在学术上尊宋抑汉，训谕学生要以程朱为主，勿入汉学之列，其弟子突出地继承了其衣钵，虽在学术文学方面各有偏重，并因时代变化的格局而有所变化，但都不同程度的在学界掀起骇人心魄的波澜，使学术格局为之一变，对理学复兴之功不可忽视。”

我以为萧先生的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嘉道之际,汉学家江藩在汉学“护法神”阮元的支持下，张扬汉学而贬抑宋学，尤其是将桐城派拒之宋学之外。姚门弟子方东树怒不可遏，撰写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

方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

此书一出，得到清代宋学家的响应，纷纷题辞赞誉。汉、宋学之争由此日起，形成不同门派。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甚至抬出皇帝压人，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

在方东树一书出来之后，汉学家介于政治原因，没有回应。及至清末民初，作为扬州殿军的刘师培提起文派之争，意欲夺“天下文章在桐城”而变为“天下文章在扬州”。刘氏此说，虽与门户意气之争不脱干系，但究其理论根本，还在学术、思想上。因为桐城派与政治的因缘，使其实际上成为清朝舆论的代言人，故而在清末民初遭到一批革命学者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