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概述13

——清史札记之四十三

我楚狂人

二、清初三大家10

3.汪琬5

其五，与魏禧之争：与明遗民第四次论争
　　宁都魏禧，字凝叔，一字叔子，明遗民古文大家。著有《魏叔子文集》。“清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不得已而参加清廷科举，既而“壮悔”；魏叔子始终为遗民，不改初衷；唯汪琬是主动积极奉事新朝，可谓顺民。康熙十一年（1672）魏禧自易堂游吴门，过访商讨文字，作《与汪户部书》、《又与汪户部书》。魏禧称道汪文得古人之简，碑版叙事之文尤工，前书坦诚论文，时传为文人相倾，后书专作辩解，并以《蔡忠襄公传》请正。《愚山堂诗文合叙》载云：“予病废三十余年，不敢怀一刺一启事干贵人，独往好户部文，欲有所商确，先之以书，而世不察也，以为相訾议。”（P448）汪琬集中未存与魏禧论文尺牍。笔者以为，他批评侯方域、钱谦益、王猷定，不言魏禧，当亦推服之。之所以不传论文尺牍，盖是年春与归庄交恶，出于前车之鉴，不愿再添一段闲话。魏禧不赞同汪文“醇而未肆”，循守古人法度。关于文章“用实”、“立本”，二人看法无太多差异。至于其学，即魏禧《答计甫草书》所云“文章根本”，则有所不同。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是文章“醇肆”及文法之变，在当时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以至二人不敢刻传往来文字，怕流为口实。在汪琬一方，担忧更重一些。论争牵入的主要人物是计东。计东先是站在陈僖一方指责汪琬拘守文法太过，继而调笑他掊击钱谦益是蚍蜉撼树，这一次也是支持魏禧一方。尽管论文意见不尽相合，但计东与汪琬为推诚置腹的好友始终未变。
　　其六，与叶燮之争：以文法与八股为中心的论争
　　吴江叶燮，字星期，绍袁之子。康熙九年进士（1670），十四年（1675）选宝应知县，未二年镌职归，隐横山，教授生徒。著《已畦文集》等集。与汪琬早定交，过从甚密，后恶交。一说，汪琬作诗怀疑叶燮姐才女叶小鸾实未死，语涉隐秘；一说，汪琬叫叶燮不要参加鸿博考试，自己却参加并高中。这些事情都有诗文为证，不是虚妄。二人交恶盖在康熙十年至十四年（1671-1675）间，以文论的形式呈现。叶燮作《汪文摘谬》，批评他矜持古人法度，拾前人余唾，拘泥八股滥调，殊乏新意。钱谦益卒后，吴中风雅无定属。汪琬、顾炎武、归庄、叶方蔼、徐元文、徐乾学、计东、宋实颖、钱陆灿、顾苓、叶燮皆以诗文著称，就文章言，汪琬为一时翘楚。叶燮批评言辞激烈，但在汪琬卒后亦喟叹失一畏友。这场论争在清文史上留下很深的印记，一方面体现了清初文法说分歧甚著，另一方面尧峰与横山门下各承师说，影响了一代吴中文坛的风貌。
　　其七，与阎若璩之争：以经学为中心兼及文章体例的论争
　　山阳阎若璩，字百诗，博学通经。著《古文尚书疏注》、《潜丘札记》等集。康熙十七年（1678）应荐博学鸿儒，翌年试不中格罢。居京间，与汪琬发生冲突。冲突始自论金石义例，若璩指出汪文不合处，汪琬不怿，但也有意改正。若璩又指摘《古今五服考异》之误，汪琬称若璩父母在不当谈丧礼，若璩愤然激辩。二人论争以经学为中心，扩及文法、文风、文章体例。若璩批评汪文不重训诂，考据未精，体例未备。《与戴唐器书》：“归读《陈处士墓表》，真正庸笔，铭尤不成说话。”《又与戴唐器书》：“钝翁不足攻，生平所心摹手追者，顾也，黄也。黄指太冲先生，顾指宁人先生。”时人或谓汪文稍胜魏禧，若璩较其长短，以为魏胜于汪。《又与戴唐器书》又说：“弟于古文一道虽不甚深，然视近代作者，已洞若观火。承委直笔，敢不自竭其愚得？大抵此道最忌者，曰冗，曰稚。唯简可以救冗，惟老可以救稚。此须多读书，多讲贯，非可一蹴至者。”言下之意，汪文“冗”、“稚”，距“简”、“老”甚远。这场论争旷时持久，牵涉一时著名人物就有李因笃、王士禛、徐乾学、徐釚、戴晟、陆陇其、陆元辅及黄宗羲等。李因笃与汪琬交厚，论学甚合，阎若璩嘲笑二人私造典礼，并以此为笑谈，遍告徐釚等人。黄宗羲后来也卷入这场论争，下文再作辨析。
　　其八，与黄宗羲之争：以本之六经、小说笔墨为中心的论争
　　余姚黄宗羲，字太冲，讲学东南，为故明耆旧、浙东文派领袖。与汪琬无交往，二人都曾应徐乾学之请为传是楼作记，所作并传，但宗羲颇轻视汪文，《戴西洮诗文题辞》：“以视今日之名士，摹仿得欧、苏一二转折语，自称震川正派者，见之能不自愧乎？”（P102）戴西洮即戴晟，阎若璩与书信往来剖摘汪琬学问、文章之弊，戴晟拜晤宗羲必细谈其事，宗羲因在题辞末流露对汪琬不屑之意。
　　汪琬集中未见批评黄宗羲文字，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称此为清初古文界一场重要论争，是因宗羲还作有《论文管窥》，对文章如何“叙事”、“用经”提出相异的看法，对侯方域、王猷定也持不同的评价。如“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以希经术，去之远矣。”（P649）“巨子”指汪琬，“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也有具体所指。康熙八年（1669），汪琬与李良年论文，《跋王于一遗集》以侯方域《马伶传》、王猷定《汤琵琶传》为例，批评古文家“以小说为古文辞”，“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P907）。李良年《论文口号》述及之，其六云：“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补《齐谐》、《志怪》书。”其七云：“人间不识侯公子，地下修文老更成。”汪琬轻视方域之文，《题壮悔堂文集》历述其才子风流，枚举金陵挝杀膳夫豪纵事，言及文章，文末仅云：“末年来游吴下，欲刻其集，集中文有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士大夫以此益奇之。”
　　黄宗羲所论切中汪文一些弊端，然黄、汪之争内涵远不止此。首先，黄宗羲轻视汪琬，除学问、文章不相合外，还另有他因。他与侯方域为复社旧交，与王猷定、归庄俱孤节遗民，相互推重，对钱谦益亦奉为尊长。而汪琬讥议侯、王，斥责钱氏，与归庄对骂。一定意义上说，论争体现了遗民与新朝士大夫的分野。其次，明中叶后，吴中之文与经学日益合流，演变至清初，形成以汪琬、顾炎武为代表的合经学、文章为一的潮流。浙东之文远承明初宋濂、王袆以来的文统，但因近接阳明一派，源流变化颇异。汪、黄之争也反映了浙东、吴中之文不同的风格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