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外来宗教6

——清史札记之四十一

我楚狂人

二、清代的基督教5

2．清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主要事件2

汤若望其人是利玛窦之后的又一位成功的传教士，他是明代末期进入中国的，但是清王朝还是优待了他，“顺治十五年（1658年）诰授汤若望光禄大夫，并恩赏若望祖先三代一品封典”，那可不是一般的荣耀。

但是，还是发生了冲突。那就是所谓“历狱”。

康熙四年（1665年），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书《辟缪论》，告德国传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时宪历》十谬，为入葬的荣亲王的入葬时间和地点“俱犯杀忌”。顾命大臣鳌拜也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人收押狱中，并株连许多在华传教士，史称“历狱”。

但是康熙亲政之后基本上还是沿袭了顺治的政策，还在《尼布楚条约》谈判期间聘用了传教士作为译员。

乾隆禁教

但是进入雍正年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日益严厉，到乾隆年间，正式禁教。嘉庆沿袭了乾隆的严厉政策。

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传习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进行内部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达禁教令。

乾隆十二年(1747年5月26日)，多明我会西班牙传教士白多禄(Pedro Sanz)因禁教期间潜入福建传教，被斩首于福州西门外。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湖北、陕西地方官分别查获前往该地传教的传教士数人，乾隆再度下禁教令。

乾隆为什么要严厉禁教？现在看起来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有教民卷入了白莲教的反清活动，引起乾隆的警觉。二是乾隆一贯的闭关锁国思想的结果。三是某些臣子夸大其词，扩大了事态，如福建巡抚周学健。

1746年，清廷镇压蔓延多省的白莲教起义，在地下活动的传教士也受到株连。此年七月，在福建福安秘密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被人告发，抓送福州。在随后的搜捕行动中，福安查出教徒两千六百余户。从教徒家中搜出了一箱骨灰，福建巡抚周学健荒诞地认为这是用幼儿头骨制成的春药，被传教士用来诱奸良家妇女。按照以往惯例，对这些被查出的西方传教士，清廷一概将之遣送到澳门了事。但这一次周学健上奏，请求严惩传教士白多禄等人。乾隆认为这些西方人是“化外人”，“不通国法”，应当法外开恩，从宽处理。但周学健坚持认为，传教士对中国危害甚巨，必须严惩。周学健列举了信徒们被擒后的坚定态度，“坚意信从，矢死不回，死生不顾，甘蹈汤火”，认为如果不严惩传教士，将会有更多视死如归的信徒。乾隆被他说动，遂将五名传教士处死，这是第一次处死西方传教士的案件。

1747年，苏州地方上也查出两名西方传教士，江苏官方本准备从轻处理。此时周学健恰好路过苏州，就以自己处理传教士的经验，怂恿江苏官方重办，最后将两名传教士秘密处死。至于周学健本人，1748年因被查实受贿，乾隆下旨赐其自尽。

1757年，乾隆下令严行海禁，进一步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对西方的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此后传教士进入中国更加困难，但仍有传教士秘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1784年，在中国教徒掩护下，耶稣会传教士分批进入中国内地。其中第四批意大利传教士准备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查获。对此乾隆大为震惊，因为这些传教士“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为何行至襄阳始行查获”，遂下令严查。结果让人惊讶，在全国各省查出西方传教士十几人及护送他们的几百名教徒，甚至还查出在中国内地潜伏了二十多年的传教士。事后乾隆极为震怒，将教徒骨干发配到新疆为奴，并追究广东各地官员，因为他们的失职使西方人得以潜入中国。在京的西方传教士向乾隆说情，但无效果。1785年，法国遣使会派罗尼阁来京。罗尼阁精通天文历算，受到乾隆赏识，被授钦天监监副职务。罗尼阁乘机帮被囚禁的传教士说情，乾隆遂下令将关在狱中的十八名西方传教士释放，但已有六人在狱中死去。

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皇帝因川楚教乱起事，下令禁止天主教。

嘉庆十九年(1814年)，第一位中国天主教教徒殉道者吴国盛在贵阳被处决。

嘉庆二十年(1815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徐德新在成都被处决。

至此，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在中国已经成为非法活动。但是，地下的传教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这种局面，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打开才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