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皇族内阁”4

——清史札记之三十七

我楚狂人

一、背景3

再次是立宪派的舆论压力。

清廷决议采日、德宪政之前，朝野都认为实行立宪的首要因素，在中央集权的相关事宜 。当时主张立宪的人士也都是倡行渐变式变革中国的政体的。早期维新派就开始倡导对中国政体进行改革。在此期间，虽然他们特别钦佩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欧美诸国之中，以英国最为强大，这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有明显优势，欧美诸国都效法英国。英国制度好就好在人民和君主的意见可以相通。但是却未要求速行宪政、速建责任内阁。这种政体改革的宣传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使戊戌变法的政治改革逐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光绪元年（1875年），郑观应首次在《易言·论公法》中将西方的政体概括为三者，即“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反复主张变旧法为新法，指出法者为天下之公器，变者则为社会发展之公理。他认为变革的一切因素，首要在变革官制。在两年之后的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变革。他认为三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立而政体立，三权相互独立政事就有条不紊了，所以如今欲行新法，实行三权分立是必然之举。同时，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也主张变革政体。他认为，变法必须渐进而行，从简而繁，由恶而善。他说，当今中国民智未开，变法人才储备也不足，就算赋予人民民主的权利，他们也未尝能够去履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开始着手研究立宪政体，并将英国漫长中形成的君主立宪政治称为完全无缺之宪政。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宪政并非立竿见影之事。他提倡中国亦应行“蜕变”式的变革，以使中国政体的进步能随时与外国的变化相应。他所拟定的宪政实行计划是：首先是经皇帝宣布实行立宪政体。然后是派官员出国考察，设立法局起草宪法并征求民意。最后，讨论五到十年后方可正式颁布，并待清廷诏令下达二十年后再实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国内报刊便加大立宪宣传，指出立宪为当今时势之主流。如上海《新世界学报》第九期载：“当世君子，朝持一曰立宪，夕持一议曰立宪” 。同年，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也发表文章，反复论述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重要性。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译书汇编》更名为《政法学报》，力图使政法学说进一步在民众间传播及社会风气进一步变化 ，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专门发表《立宪论》。

立宪派的宣传，已经影响了当时社会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