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夷齐下首阳4

——清史札记之二十一

我楚狂人

二、明末遗民的反映

3．从汪琬与叶燮的恩怨说起

同样隐居在苏州横山山脉的清初苏州诗人汪琬与苏州诗学大家叶燮本来是好朋友，后来却成了一对冤家。考其原因，竟有参考鸿博的关系。

汪琬长期隐居的尧峰山，在横山山脉的最西端，濒临太湖，所以又有人称“太湖之尧峰”，人以“尧峰山人”称之。与叶燮长期隐居的七子山毗邻，所以多有往来。开始时，叶燮对这位年长自己三岁，负有盛名的邻居是很尊重的。但是，后有却尖锐对立了，甚至发展到双方的门徒也互相攻讦不休。

现在有关汪琬的文字，太多美化这位才子的人品，其实汪琬的人品是有问题的。汪琬恃才傲物，不能容不同意见，“钝翁性卞急，遇意所不可，辄攘臂争。”为了占上风，竟至老拳相报，学霸气十足。他的学问植根于六经，文风近于南宋诸家，所以有人把他和汤斌、陆陇其、李光地都归入清初“伪道学”一流。昆山徐乾学在官场长袖善舞，在乡间横行无忌，而汪琬为徐乾学写的《传是楼记》（按：传是楼是徐家藏书楼）却极尽美化之能事，颇见趋附之意。汪琬把状元说成“苏州特产”，狂傲中也见功名之心。所以，一般人以为叶燮与汪琬的矛盾是“文人相轻”，是学术观点的冲突，也是性格冲突。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是汪尧峰欺骗了叶燮，干出了口是心非的事情。清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召试博学鸿词科，矛盾中的叶燮登门请教汪琬何去何从，叶燮云：“我二人在所必举，将应举乎？抑不应举乎？”汪琬一番大义凛然的说教，“宜不应，则名更高也。”令叶燮下定决心，不参加考试。但是“横山先生信以为然，后钝翁却竟应举。”而且汪琬还高中了，“御试名列甲等，改翰林院编修”。这不能不怀疑汪琬的用心，莫非就是不希望叶燮成为竞争对手？真如此，汪琬的人品就有些低劣了。绝对不是有人说的“坦率直言”，“ 坦率无城府，光明磊落，立志自重，耿介有守”了，更不是“不喜仕进，惟嗜读书问学”。而叶燮终于没有再次出仕，言行是一致的。说是此事以后“互相抵牾，两家门下士各持师说不相让。”

其实，叶燮即使参考鸿博也无关名节。叶燮本就是“遗民二代”，他是清代中的进士，也做过清朝的宝应知县。但是从汪琬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有对名节的考虑的，但是更经不住名利的诱惑。这样的人并不是个别。

汪琬（1624～1691即明熹宗天启四年至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初学者、诗人、散文家，与侯方域、魏僖，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编修，著有《钝翁类稿》62卷，《续稿》56卷。晚年自删为《尧峰文抄》50卷，包括诗10卷、文40卷。

汪琬生于世宦之家，曾参与复社事，应该就是“遗民”而不是“遗民二代”。但是明王朝“尸骨未寒”，汪琬在顺治十二年(1655）就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职。康熙九年(1670)因病辞官归家，隐居苏州尧峰山。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在馆六十余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平均一天将近三篇，可谓大才高产）。后乞病归，晚年闭户撰述，不问世事，广收门徒，学者称“尧峰先生”。还得到康熙的褒奖：“汪琬久在翰林院，文名甚着，近又闻其居乡里，不与闻外事。可嘉！”还“赐御书一轴以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