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学简说3

——闲话唐代文化之四十一

我楚狂人

一、文中子王通与新儒学2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畤手里后，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总体上说，王通的思想改变了董仲舒的把儒学宗教化神秘化的路数，努力恢复原始儒学的面目。王通最著名的一句话：“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正是原是儒学“仁政思想”的极致表述。

宋明儒家，出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有意无意淡化王通的影响，这样，新儒学的旗手隐身了，这就给我们隋唐时期没有杰出思想家的假象。其实，王通的思想影响了唐代很长一段时间。

下面，我们来看看王通思想，或者说原始儒学在唐代的影响。

初唐名臣魏征以直言敢谏称著，他的名文《谏太宗十思疏》影响深远。其实《谏太宗十思疏》核心的内容还是仁政爱民，以德治国。他的“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论断，实际上就是孟子“民贵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主张德治，主张仁政，主张宽容，主张待人以诚，这些都是原始儒学的思想，而恰巧是汉儒董仲舒和宋儒朱熹刻意淡化的。但是魏征没有大部头学术著作，他把自己的新儒学思想浓缩在这篇短短的《谏太宗十思疏》里了。

盛唐诗圣杜甫的人本思想体现在他的众多诗作中，他的为人推重的“诗史”“三吏三别”实际上就是为民请命。我在插队期间读杜甫的七律《又呈吴郎》深深被打动。杜甫在《又呈吴郎》这样写：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杜甫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外甥吴郎，反复交代的竟然是照顾西邻的贫妇：一棵枣树，几颗枣子，千万不要插上篱笆，不要让西邻贫妇有打取枣子的心理负担。都说“仁者爱人”，这就是。我一直说，白居易是“大被天下”与人同暖，而杜甫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我庐独破受冻死也足。”这是极致的“仁者爱人”。杜甫也没有成体系的儒学著作，但是他一辈子都在追求王道，追求仁者爱人。

中唐的韩愈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一直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散文家被称道。韩愈最著名的文学主张就是众所周知的“文以载道”。那么韩愈载的是什么道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谏迎佛骨表》、《祭鳄鱼文》等文章中找到答案。

《谏迎佛骨表》中这样说：“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韩愈的思想武器就是孔子的思想，反对神秘化。

《祭鳄鱼文》这样说：“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韩愈与其说是对鳄鱼宣战，不如说是对地方恶势力宣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就是原始儒学的思想。

但是韩愈也没有专门阐述儒学思想的著作。

综上所述，唐儒新儒学派，王通虽有著作，但是由于与宋明儒学立场不同，被刻意淡化。魏征以降，更是重在实践，没有成体系的儒学思想著作。他们更被人看作是政治家、诗人、散文家，而不是思想家。这就是唐儒不显的又一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