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话本与苏州

——小说苏州之三

我楚狂人

我幼年就进书场听书，因为我的祖父是个书迷，而我又是他的长孙，理所当然就跟着进书场。其实回想起来，那时的书场真的不适合小孩子，听书的大多是老烟枪，满书场烟雾缭绕，小孩子的肺怎么受得了。但是那时不懂这个，只知道跟着去书场有花生米可吃，下午还有点心生煎馒头，这对当时的小孩子可是莫大的诱惑。也就这样，听三国，听七侠五义，听水浒，听了不少书，也能复述一些故事给小伙伴。我祖父是不听“小书”的，照他的说法就是不耐烦“下十八级楼梯要十八天”（见弹词《珍珠塔》之“陈彩娥下堂楼”）。他是只听“大书”，也就是评话的，最好是像张家《英烈传》这样的“飞机书”，最过瘾。从这点看，我祖父的听书水平始终停留在初级。

读小学之后，与同学伯俐兄一起去玄妙观“蹭书”，苏州人称之为“听靠璧书”。这是露天书，在玄妙观的空地上，几张长椅圈起来，就成了书场。这露天书场的规矩，站在圈子外是不要钱的，进圈子坐下，在“落回”时收钱。在这里我听了当时书场里已经禁演的书目，如《乾隆下江南》、《金坛传》等等。现在想起来，这露天书场倒是与宋元“说话人”的场子很相像。忽然想到，苏州的评话、弹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读黄宗羲的《柳敬亭传》，知道云间莫后光曾经指点过柳敬亭，才使得柳敬亭技艺大进，遂至于神乎其技。这个“云间”就是当时苏州下属的松江，而莫后光今天被苏州评弹艺人尊为祖师爷。那么苏州评弹的历史应该更早，毕竟在莫后光时代已经有成熟的表演艺术体系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时值文革后期，有过“评《水浒》，批宋江投降主义”的闹剧。当时我在江苏师院中文系读书，接了一个“政治任务”，就是研究《水浒》的故事沿革及版本，这给了我一个整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开端时期的情况的机会，也就是这个阶段，我梳理了自己对宋话本的认识。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宋代，由唐代的文言传奇转变到白话小说话本。从此，白话小说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形式。
　　话本小说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与繁荣，是由于北宋的百年承平所带采的经济繁荣，都知道宋代的经济繁荣是后世难以想象的。尤其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市民阶层空前扩大。市民文化也随之空前繁荣。于是，使用当时白话的说书人，在“瓦舍”、“勾栏”中应运而生。
　　有这样的观点，“小说起于仁宗朝，盖时太平日久，国家闲暇，日欲选一奇怪之事以娱之”（见《七修类稿》）。而说话人之风随着南宋王朝南渡，朝廷的风气更促成了说话人在江南的繁荣。如宋高宗就因为喜欢《水浒》评话，而命龚开作“三十六人图赞”，促进了《水浒》评话的广泛演说，最终在宋末元初形成了长篇话本《大宋宣和遗事》。　　
　　宋人的“话”，即故事，“说话”，就是讲故事，而“话本”是讲述各种故事的底本。底本，是作为说话人推敲、复习、备忘和师徒间传授用的。在说的过程中，又经过艺人的不断删补、润色，写定传抄，最后刊印问世。
　　宋代“说话”分为四科：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
　　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
　　说铁骑儿；是讲宋代的战争故事；
　　说经：是演说佛经故事，像是“变文”的后身；
　　讲史：是评说前代史书中兴衰战争之事。
　　在四科当中，以小说、讲史最为繁荣。不仅说话人和听众最多，而且对后代影响也最大。讲史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源头。"小说"的话本，就是宋代的白话小说，亦即"话本小说"，讲史的话本，也叫平话，后发展为元代的长篇平话。　　
　　宋代的话本小说，大都表现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这直接影响了后世以冯梦龙为代表的市民文学的审美观。如宋代话本代表作《碾玉观音》直接被冯梦龙改写收入了自己的作品集。代表作《错斩崔宁》也被冯梦龙改写为《十五贯》，后因被改编为昆剧《十五贯》而名闻遐迩。而这些故事都先后被赋以苏州的背景，渐渐演变成苏州故事。
　　宋元话本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鲁迅说：“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正因为苏州的城市经济在宋元时期的飞速发展，使之与反映市民意识的宋元话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这个时候开始，苏州渐渐成为中国小说的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