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护先生赠红梅图

——敝帚自珍之十八

我楚狂人

1975年，我们在大学里搞科研，当然这是打着“评法批儒”的旗号的。我们组承担的任务是搞《李贺诗选评注》，指导老师是吴企明老师；而姚鹤鸣小组则搞《柳宗元评传》，指导老师是王迈先生。不料从不按常理出牌的王迈先生非要拉我介入《柳宗元评传》，弄得我哭笑不得。

这一个初冬下午，我在教室里。王迈先生进教室，不由分说拉住我就走。对王老师我算是没办法，只得跟着。

一路无话。出了学校大门，王老师说，带你见一个人。就这样，在望星桥附近的某一老屋，见到了一位与王老师年龄相近的先生，满身书卷气。

王老师介绍说，这位就是苏州书画名家崔护先生。其实我之前对苏州的书画家知之不多，但是崔护先生我还是知道的，一是因为崔护先生的名字与唐代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著名诗人重名，二是崔护先生是写瘦金书卓然成家的有数的几人。王老师要我见的就是这位崔护先生。

初次识荆，不免细细打量。那时书画家都下放在工矿企业，崔先生也是一副工人打扮。这就是“知识分子劳动化”了。

王老师找崔先生，是为了接洽《柳宗元评传》的插图问题。文革期间，书画家本不敢画不能画，有此机会，崔先生欣然应允，根本不谈报酬问题。那时候是革命工作，不谈钱。经王老师介绍，崔先生主动对我说，第一次交往，没什么，就送你一张画吧。整个过程，我根本插不上话。

过几天，王老师把崔护先生送我的红梅图带给了我。王老师笑道，那天本没有你什么事，就是帮你弄张画的。这老顽童，真拿他没办法。

这是一张对开四尺宣的红梅图，充满画面的铁杆老枝，挺拔的梅枝大多冲天直立，满枝红梅。整张画面生机勃勃。承蒙崔先生抬爱，题了上款：长霖同志属正，1975年冬月崔护写。

红梅是文革期间中国画中仅存的少数题材，得益于老人家多次诗咏梅花。那时崇尚冲天梅和满纸梅，完全没有“疏影横斜”的况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印记。

此后不久，1976年1月，我们毕业了。我们小组的《李贺诗选评注》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但是他们组的《柳宗元评传》上海的某出版社最终没有出。崔先生的画稿倒是出来了，王老师给我看过。我不知道王老师如何对崔先生交代的。

我后来再没有与崔先生有过交集，据说王老师与崔先生一直有往来。崔先生后来的画据说很受追捧，我不知道。2001年，王老师仙逝；此后几年，崔先生也远行。两位先生先后作古，忽忽十余载。

这张画，后来我的学生张伟新给我裱了一下。张伟新现在也是成名画家了。这张画，算起来，崔先生送我至今，整整四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