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辨4

我楚狂人

泰四、“翦商”之辨

泰伯让国事迹不见于《尚书》，最早见于《论语·泰伯第八》，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但是问题是孔子只说泰伯“三让”，没有说泰伯为什么让？怎样让？于是从《左传》开始，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太王立志“翦商”，泰伯不从，所以“不嗣”。这种说法在后世流传甚广。

《诗经·鲁颂·閟宫》有这样几句：“后稷之孙，实维大王（按：“大王”即“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左傳》僖公五年說：“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这一观点，得到南宋理学一派的认同，《论语集注·泰伯第八》云：“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从，太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直至南宋遗民和明代方孝孺等人均持这种看法。我想，这些人的观点与他们一贯的反对“鼎革”的政治立场有关，情有可原。但是我对这种观点怀疑，理由是，《诗经·鲁颂·閟宫》的意思含混，完全可以解释为太王为子孙打下了“翦商”的基础，而不是定下了“翦商”的国策。而《左传》根据《诗经》而来，并无佐证材料。至于太伯奔吴之际，周人的实力还非常弱小，如果那时就有“翦商”之志，实不可信。但是前人这种说法极普遍：前人滕新（年代不详）《望虞词》：“让周本无迹，让商有谁知。”元人胡布《杂言（选一）》云：“泰伯耻翦商，泯踪去宗国。”明人王宾《至德庙》云：“翦商从父最为难，有弟承家此意安。”都持这种观点。

太王迁徙周原，本就是躲避戎狄的侵扰，说穿了就是逃难。季历之所以能继位，就是因为他娶了好妻子商族贵族的“贤妇女”太任，生下了姬昌。《史记·周本记第四》：“季历娶太任，皆贤妇女。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也就是说季历父子有商族的外家的帮助。泰伯没有。

《晋书》卷五十一引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与姬昌父子四出征战，如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太丁七年，“周人伐始乎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但是，商王朝并没有防松对这对父子的辖制，季历被商王太丁所杀，姬昌又被太丁的儿子纣王囚禁，几乎被杀。因为弱小，对于商族这样血腥的镇压，周人只能隐忍。这就是所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守臣节”的真相。

在“翦商”的问题上，儒家陷入了悖论：如果泰伯不肯“翦商”值得赞赏，那么太王父子就值得谴责。如果文王“守臣节”值得赞赏，那么武王姬发就是乱臣贼子，何来“吊民伐罪”？我看儒家不能自圆其说。

还是被称为“奸雄”的曹操看得透，他多次表示“我为文王”，就是看透了“时机”问题。不“翦商”无非时机不到，与“守臣节”无关。文王就是这样。

太王有“翦商之志”，实不可信。

整修一新的泰伯庙

同上

泰伯庙附近的水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