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价值3

——明史札记之十七

我楚狂人

三、关于削藩的话题

讨论方孝孺的价值，往往会涉及到有关削藩问题的争论。方孝孺该不该力主削藩？方孝孺削藩的策略对不对？是不是方孝孺把建文帝推到了万劫不复之地？这大约就是几个最集中的话题。

第一个问题：方孝孺该不该力主削藩？也就是说建文帝时代削藩是不是有必要？这个问题其实毋庸置疑，因为明成祖取得政权之后虽然为了表明其起兵的正义性，一度恢复了许多藩封，但是最终他还是实行了削藩，而且成功地削藩了。

朱元璋的政治路线是跟着刘邦的脚印走的，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消灭异姓功臣势力，大封同姓王，同姓王的权力惊人的大。这样就给才能稍逊的继承者造成了难题，尾大不掉。可以说，朱元璋留下的局面决定了必须削藩。不削藩则中央政权无法行政施令。

所以该不该削藩的问题不值得讨论。这就是《红楼梦》里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二个问题：方孝孺削藩的策略对不对？这个问题要分两部分讨论，首先是决策武力削藩对不对？在汉代，关于削藩问题有“缓”和“急”两种主张，一种主“缓”，也就是贾谊等人主张“推恩”，逐步分化削弱藩王实力。所谓“推恩”，简言之就是把藩王的封地再分解成小的封地。如亲王的成年长子世袭亲王，其他儿子降为郡王，从原来亲王的封地里瓜分封地……这样假以时日几代下来，藩王的实力就所剩无几了。一种主“急”，也就是晁错的主张，充分利用中央政权的权威，以雷霆之势消灭实力最强的藩王，从而威服天下，归政于朝廷。而方孝孺显然是走的晁错的路子。

我们从汉初的历史看，贾谊的算计理论上不错，也比较稳妥。事实上“推恩令”也是开始实施了，并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诸侯王等不及了，他们认为朝廷示弱，不臣之举甚多，这才逼出了晁错的主张。但是汉初还有吕后镇得住阵势，后来也有威望素著的老辈将相周勃、灌婴、陈平辈令诸侯王忌惮，所以矛盾到了景帝时才激化。而建文帝的局面更不利，诸侯王都是叔辈，而且有些（如燕王）久典重兵，屡立战功，威望素著。朝廷又无有镇得住阵脚的将相与诸侯王抗衡。更何况诸侯王已经有了要求扩大势力的试探，所以那个时候再讨论“推恩”一类的计划只是书生之谈了，形式不容建文帝一方选择。所以说，用强硬态度削藩，不是建文帝的选择，更不是方孝孺的选择，而是形势的选择。可以讲建文帝的削藩是被逼无奈之举，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么再看在用兵过程中有没有失误呢？必须承认，建文帝和方孝孺都不是高明的谋略家，更不是军事统帅人才。首先没有选对统帅，他们先是起用了从无统帅经历的老将耿炳文，这本来就不是合适的人选；后来又用了徒有其表的名将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更是脓包一个，最后还开门献城，卖了建文帝；临危使用徐达之子徐辉祖，已是兵临城下的时节，一切皆不可为。选将始终不能破格用人。汉初“七国之乱”也很危急，但是破格提拔了一个周亚夫也就化险为夷了。在对燕用兵之初冒出了一个盛庸，打得燕军很狼狈，为什么不能大胆使用，破格提拔？铁炫在山东防守得很漂亮，把燕军主将张玉也打死了，为什么不能给予更大的权力？用帅不当，这个仗没法打。更又犯了疏于防备敌军偷袭的大忌，被朱棣孤军深入长途奔袭行险成功。这固然证明姚广孝算计之深，也说明方孝孺等人军事上的无知。历史上邓艾偷袭成都，金兵偷袭汴梁，都是先例，这次倒霉蛋轮到朱允炆。要说错误，那么建文帝和方孝孺在军事上是连连失误。正是这些失误，也断送了大好局面。由此看来，方孝孺只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谋士。

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方孝孺把建文帝推到了万劫不复之地？我看前面两个问题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必谈了。战争常常带有某种偶然性，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是这样，朱元璋的鄱阳湖之胜也是这样。其实朱棣长途奔袭就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徒做法，他的运气好。历史青睐朱棣，仅此而已。

我以为削藩的问题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