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叛逆与审视1

——传统文化随感

我楚狂人

我们这个民族，对祖先留下的东西，也就是传统文化吧，有过几千年的迷信；而当我们从迷信中醒来，发现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时，就叛逆，这一叛逆就是一百多年，如今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迷信是很厉害的，而且是愈演愈烈。这从生前并不走运的孔子死后地位节节拔高就可见一斑。我们的“至圣先师”生前并不走运，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在从政这条路上走得很是狼狈，差点在“陈蔡之地”饿死，被迫与名声狼藉的美女南子会见后被弟子误会，弄得赌神发咒“天厌之，天厌之”。他是因为想做政治家不成功而转向做教育家思想家的。即使死后，还要被《列子》这样的书籍揶揄，说他被“两小儿辩日”说得云里雾里，被“盗跖”斥责得哑口无言。但是，自董仲舒以来，历代君主见到经过荀子、董仲舒等辈改造的儒家丢弃了“天下大同”的初衷，而成为“君权神授”、“家天下”的合理解释，于是大走其时。这种神化的改造，到朱熹为极致。于是这个失败的政治家，成功的教育家，抱憾的思想家就彻底变成了神。其实儒学与儒教不是一回事，孔子与“大成至圣文宣王”更不是一回事。

然而自宋代理学大盛，经元代的推崇，儒教与孔圣就是不容怀疑的偶像，人们顶礼膜拜，再也不会也不敢有任何质疑。随着明代用朱熹选定的《四书》作为法定的科举唯一依据，这样的迷信就推向极致。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科举退出历史舞台。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祭孔与封禅一样，都是天下之大典。历代帝皇祭孔朝圣，对着孔子的神像行三跪九叩之大礼，用这样破格的尊崇昭告天下，孔教是至高无上的。

物极则必反。越是儒教走向极端，越是产生的怀疑加多。先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的改造，特别是明代“左派王学”泰州学派王艮等的新见，继之有李贽的叛逆，但是都不能改变迷信的大局。于是就这样迷信下去了。儒教是传统文化之一种，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儒教讲究“肖”，肖者，像也。所谓“先王之道”，所谓“三年无改于父道”，一切都是老的好。于是儒教的迷信也就泛化为传统文化的迷信。所以鲁迅曾经很极端地说，在中国，即使一张写字台要挪个地方，也要经过流血斗争。（大意，不保证完全是原文，但保证符合原文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