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之我见3

——闲话唐代文化之三十七

我楚狂人

三、关于“文以载道”的逆向思维

我们历来是正面肯定“古文运动”的口号“文以载道”的，有没有想过这个口号的负面影响？从此“文学”就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婢妾，中国的文学失去了独立性。“载”者，载体也，工具也，何来独立性？

韩愈说“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这里说的“道”就是儒家道统，他要让文章成为干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失意的政治家柳宗元最初提出“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到改革失败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他说：“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同上。）“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文章只是柳宗元政治斗争的无奈延续。

但是，事实与愿望往往相违背，柳宗元脍炙人口的是文学作品如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寓言《三戒》等，他的思想宏著如《天对》，恐怕只有深度阅读的人才会接触到。人们通过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寓言《三戒》触摸到的是“人”柳宗元，而不是他的“道”。

写作本来就是很宽泛的概念，既有经世济国的堂皇之论，也有遣情养性的闲适之作，还有生活琐碎的鸡毛蒜皮，如果一概“载道”，则如何得了！更可怕的是，由于我们对文章的社会功能定义为“载道”，这样就中国的文章就有了“微言大义”的特性，也就有了“含沙射影”，当然也就有了“文字狱”。毫不偏激地说，“文字狱”正是“载道说”的必然结果。你看，唐代中后期开始有了“载道说”，宋代开始“载道说”大走其时，于是宋代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不幸，迫害苏轼者与受害者苏轼本人都是信封“载道说”的。“载道说”到清代更为人推崇，所以清代“文字狱”也愈演愈烈了。

但是，许多不朽的文章，都是随意而作，无意为文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吴均的《与朱元思书》、苏轼的《夜游承天寺遇张怀民》、张岱的一些山水小品，都是无需推敲其“微言大义”的，都不是“载道”之作。因此，一味追求“载道”，实际上就是对写作的束缚。写作的社会功能从来都不是这样单一的。

更不幸的是，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以“载道”与否来衡量文章得失的，久而久之，文学的独立性也就丧失了。

散文中的“文以载道”是如此，诗歌中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何尝不是如此？两者相辅相成，中国的文学字中唐以还就被禁锢了。而这种禁锢恰巧投历代当局者所好，刻意推波助澜，遂成主流思想。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悲剧。

今天我们应该反思“文以载道”的负面影响，包括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负面影响，还写作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