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之我见2

——闲话唐代文化之三十七

我楚狂人

二、“散”未必就优于“骈”

自“古文运动”和韩柳的文坛地位得以肯定以来，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好像散文就是优于骈文，提倡散文是进步，推崇骈文是反动。这种认识，我朝以来尤甚。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我们一方面在反复吟咏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津津乐道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的“一抔黄土未干，七尺之孤安在”，在一再引用杜牧《阿房宫赋》的“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同时，完全无视唐代骈文的存在，漠视唐代骈文的成就，天下怪事，莫过于此。

骈文的罪名是什么？骈文的罪名很多，其最主要的一点可以归结为形式束缚思想，束缚情感。其实质就是说，骈文形式上的要求太严酷，以致写作者为了形式的完美，已经无暇顾及表达思想和抒发真情实感了。细想想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不说自己驾驭不了，只说这玩意儿太妖孽。

忽然想到相关联的问题，那就是唐代完成的诗歌格律化。唐代的诗歌格律化，代表着中国旧体诗的成型与成熟，代表着中国旧体诗走向巅峰。因此，唐代诗歌的格律化是得到一致肯定的。但是，诗歌格律化，其本质也是用许多严而且苛的规定来确保诗歌艺术的完美性。诗歌格律之严苛，往往可以让许多人终其一生也不能自由驾驭。说句笑话，也就是“只能被格律玩，不能玩格律。”但是，从来没有人因为诗歌格律的严苛而斥责唐诗格律化的进程为反动的；相反，我们把“玩格律”“玩”得最自如的高手杜甫称为“诗圣”顶礼膜拜，把他的“玩格律”的典范之作《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视为金科玉律。

同样是严苛的形式要求，为什么骈体文和格律诗得到的评价完全相反？这是个很特别的文学现象，可以引发思考。下面谈谈我的初步思考。

我的初步思考是这个怪异现象源于唐人对骈体文的妖魔化。唐代之前，未见明确抨击骈体文的，唐代之后，多以唐人观点说事。唐人是习惯于妖魔化的，为了政治目的妖魔化了隋炀帝（参见我的文章《为隋炀帝平反》），为了文学主张当然也可以妖魔化骈体文。陈子昂、韩愈等人的观点几乎把六朝亡国的责任加到了“文风衰靡”的头上，这种观点与“女色祸水论”一样毫无根据，一样是为无能的执政者找遁词。这和今天有人把“球运”、“棋运”和国运捆绑在一起，一样可笑。如果这有意思，请问强悍的秦朝毁于什么文风？但是，因为持这种“文风亡国论”的是名人，是权威，所以大家不但不以为可笑，相反跟风，如此而已。文坛历来是讲究名人效应的。

平心而论，骈文确实难写，但是格律诗就不难吗？格律诗有杜甫为代表的驾驭高手，唐代骈体文也有王勃、骆宾王、杜牧这样的驾驭高手（当然还有写《三大礼赋》的杜甫）。骈体文确实有许多堆砌辞藻，内容空洞之作，但是格律诗难道还少凑格律，内容虚假空洞之作吗？更何况，散文之中平庸之作，空洞之作也比比皆是。因此，“骈”与“散”不是标准，好坏作品另有标准，不以“骈”“散”论。

散文化，让才学不足以掌握骈体文和格律诗的人有了写文章的机会，这是一种解放，其意义与后世的白话文运动相当。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