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之我见1

——闲话唐代文化之三十七

我楚狂人

说起唐代散文，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就说“古文运动”，说韩柳。这就给人一个错觉，似乎唐代散文就是“古文运动”，就是韩柳，这显然就是误导。唐代散文最大的成就在“古文运动”，在韩柳，这没有错，但是“古文运动”和韩柳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整个唐代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唐代散文，自唐以还，论述者甚众，我不想拾人牙慧，老调重弹。所以关于唐代散文的一般情况这里就不赘述，我这里只想说说自己的一得之见，或者说唱唱反调。希望引发一些思考，仅此而已。

一、唐代散文不仅“古文运动”，不仅韩柳

唐代散文并非只有“古文运动”，只有韩柳。我们知道，早在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都曾经提出过“文体复古”的主张，但未能产生实际的影响。而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大声疾呼问题革新，一度产生很大影响，但由于应者尚少，而陈子昂自身的创作号召力尚不够强大，未能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局面。但是，“古文运动”并非韩柳始，这可以达成共识。

“古文运动”之前，除了陈子昂在作有意识的探索之外，一些作家也在进行文体文风改革的实践，如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士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明白晓畅，情感真切自然。盛唐以李白、王维为典型代表的“诗人之文”，将诗人的激情和意绪注入文中。李白《与韩荆州书》开篇即言：“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也！”虽为干谒之作，却尽露狂放不羁之气。他如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崔颢的《荐樊衡书》、《荐齐秀才书》，王昌龄的《上李侍郎书》等篇，言情抒怀则生动明快，写景绘境则师法自然。开元年间姚崇的《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论边事表》以及大量碑志，都是充分散文化的作品。 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等家的散体文已有很高成就。如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元结的《述命》、《述时》、《订古》、《七不如篇》、《菊圃记》、《右溪记》诸篇，已开后来韩柳先河。此后有独孤及其学生梁肃、高参、崔元翰、唐次、陈京、齐抗等人的努力，权德舆、柳冕等人也大量使用散体的形式来写作，名臣陆贽的那种已十分接近散体的骈体奏议。散文已经渐成气候。

“古文运动”之所以成为“运动”，也非韩柳只手擎天，也靠着诸多同道者的帮衬。如无如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孙樵等辈推波助澜，摇旗鼓噪，恐怕也会陷入陈子昂的“独怆然而涕下”的困境的。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就是这个道理。

韩柳及韩门弟子相继谢世之后，“古文运动”一度陷入低谷。如无唐末小品文的崛起，如无宋代诸大家对韩柳的推崇，如无明代茅坤编选《唐宋八先生文抄》为之正名，也许韩柳也就湮没在诸多名家的行列之中而不显了。

幸哉，韩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