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边塞诗1

——闲话唐代文化之三十一

我楚狂人

何为边塞诗？顾名思义边塞诗就是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貌为题材的诗。如果从这个概念来看，边塞诗由来已久，有人以为诗经开始就有边塞诗，《诗经》中如《小雅出车》《六月》等篇章就是边塞诗；而汉乐府中的鼓吹曲辞基本上就是边塞诗；到了魏晋时代，著名的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操的《短歌行》、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悲愤诗》、徐陵的《关山月》、王褒《渡河北》都可以归入边塞诗；一直到隋代的杨广的《饮马长城窟行》、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出塞》等，边塞诗已经发展成熟了。

边塞诗在唐代进入黄金时代，有人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首。一般文史学家认为，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之一，甚至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唐代出现了边塞诗的黄金时代呢？我想不外一下几个因素，首先是如我在《正说唐朝》系列文章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唐代是一个马背上建立的朝代，是“杂胡”贵族集团统治的朝代。以大野氏（李姓）为代表的“杂胡”贵族天生与边塞有着血肉联系，这必然影响了这个时代，关注边塞就成了时代的主流。其次，唐代自李靖消灭突厥主力以来，军事实力举世无双，强大的边防带来高度的自信，初盛唐文人普遍渴望建功立业，“入幕”成了风气。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云“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云“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大量文人上边陲，自然产生了大量产生边塞诗了。再者，中唐以后，边陲始终风雨飘摇，文人关注的眼光也就集中过来了。所以唐代的边塞诗贯穿了“初盛中晚”。

边塞是奇丽的，边塞生活时充满激情的，但是远离家国，孤身绝域，黄沙苦寒，离妻别子，又是艰难的。所以边塞诗的内容就格外丰富了。一方面是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一方面是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离恨。既有塞外戍边生活的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又有面对现实对穷兵黩武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愤。边塞诗表现的情感是矛盾而复杂的：有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矛盾，有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矛盾；还有献身为国与庸将无能的矛盾。正是这种种矛盾，让边塞诗产生了特殊的魅力。

边塞诗的意象多为烽火、狼烟、黄沙、苦寒、骏马、宝剑、铠甲、孤城、羌笛、归雁、苍鹰等等，迥异于内地风光的那种高远、空阔、雄奇、苍凉的特色，也给人带来了独特的视觉冲击。这也是边塞诗吸引人的原因所在。

唐代边塞诗还有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那就是以汉代唐：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而把交战对方称为匈奴，把其首领称为单于、左贤。在称颂的英雄则是汉代的霍去病、李广、卫青、班超、马援等。这可以称为“汉代情结”吧。其实这种“汉代情结”不仅存在于边塞诗，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首句就是“汉王重色思倾国”，唐人的“汉代情结”是普遍存在的。

唐代的边塞诗人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生活在边陲的，如高适、岑参；一类是短期到过边陲，甚至没有到过边陲，凭着间接经验写作的，如王维、王昌龄等。相比之下当然是前者的生活感受更真切，写来也更“着肉”。

翻检唐人边塞诗，发现留有边塞诗的诗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主要的如初唐的骆宾王、杨炯、陈子昂、杜审言，其中骆宾王写得更多些；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王之涣、王翰等，后两者留诗不多，但影响巨大。此外，李白、杜甫都写过优秀的边塞诗。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等，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内容则更多的是对战争罪恶的控诉。

唐代边塞诗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和留诗不多而影响甚大的王之涣、王翰，下面就分别说说高适、岑参这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