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多彩人生3

——闲话唐代文化之二十一

我楚狂人

三、痛苦的抉择

长庆二年，白居易自请外放，这是白居易痛苦的政治抉择，因为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当时，朝廷上出现了元稹与裴度争夺相位的党争，而元稹和裴度都是白居易的朋友，白居易苦恼了。

元稹可以说是白居易的生死之交，他们早年无论在“新乐府运动”的文学斗争中，还是在政治斗争中都是肩并肩的战友。正如此，白居易在晚年自编诗集时同时也为亡友元稹编了诗集，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白氏长庆集》，把元稹的诗集命名为《元氏长庆集》，再合成《元白长庆集》。白居易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永久记载了两位诗人的友情生死不渝。但是这时的元稹政治上已经变节，他已经从热血沸腾的政治斗士蜕变为政治投机者，他已经为了政治权利不惜投靠了早年奋力抨击的宦官势力。元稹的变节无疑让白居易失望。

裴度是中唐的一代良相，是对藩镇斗争的旗帜，是唐代中兴的希望。我在《擎天一柱裴度》一文中这样写道：“裴度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位历将相，‘执生不回，忠于事业，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他三度为相，而五次被排挤出朝，到太原、兴元、襄阳和东都洛阳去做节度使或留守等地方官，其‘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后代许多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如欧阳修、司马光、李贽等人，都称赞裴度‘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裴度在朝时正是内有朋党、宦官之祸，外有藩镇之乱，裴度一以镇静待之。他抑制宦官势力而又不用激烈的手段激化矛盾，毕竟宪宗是靠宦官上台的。他毕生不结朋党，也不怕朋党攻击。至于李愬的争功，元稹之夺相，他皆淡然处之。但是，一旦有势力危及国家利益，裴度即以霹雳手段对待。对叛乱的藩镇是这样，对谋害敬宗妄图辖制朝廷的宦官势力也是如此。”裴度是白居易的朋友，更是白居易的政治偶像。白居易当年“越职上言”被贬江州，就是因为裴度遇刺事件。晚年的白居易退归洛阳香山，与裴度诗酒往来，一起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元稹在宦官势力的支持下对裴度夺相争权，身为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举足轻重。若从情，白居易当然应该支持元稹，毕竟元稹是他的生死之交；若从理，应该支持裴度，裴度系天下安危于一身，是众望所归的国之柱石，是抑制藩镇、宦官势力膨胀的唯一希望。但是白居易在情理之间逃避了，他选择了游离，选择了躲避，他自请外放，这是他的“鸵鸟政策”。

元稹与裴度争相，以两败俱伤告终，元稹出为节度使，裴度也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受损的唐王朝，失去了有一次振兴的机会。同时受损的白居易，他在政治上更为消沉了。他在苏州写下的天平山白云泉诗这样说：“何必奔冲山下去，又添风波向人间。”是是非非已经懒得说，做点实事，喝喝酒，写写诗才是白居易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