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化11

——宋史札记之三十三

我楚狂人

六、宋代的宗教

宋代是我国宗教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在宋代，本土的道教空前发展，几乎达到了“政教合一”的地步；外来的佛教进一步中土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东亚、东南亚佛教的发展；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宗教化，孔子、关羽渐成神像。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道教人物和儒家理学家的共同努力，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强大思潮，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我在这里，试图最简单地勾勒一下宋代宗教的轮廓。我的这些看法，采用了陈垣、陈寅恪、汤用彤各大家的成果。

（一）宋代道教

以前我曾经说过，赵宋开国之际，陈抟老祖曾经为赵宋立国大造舆论，造成了“天命有归”的局面，为篡权夺位的赵宋皇朝合法性做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更有甚者，民间传闻赵匡胤是赤脚大仙下凡，更是神仙中人了。赵匡胤对道教报答也甚厚，把华山赐给了道教，把道教奉为国教。更有柴世宗毁佛在先，赵普提议学李唐皇朝尊崇道教在后，有宋一代，道教的地位是十分高的，以致全国的道教宫观都由国家委派官员管理，国家提供资金。如朱熹就曾任过“提举宫观”之类的闲职。

道教自东汉张道陵创教以来，一直是世俗化的宗教，不忌荤腥，不废婚嫁。至今“天师道”依旧如此。而赵宋皇朝则对道教进行了宗教整顿。宋代，对奉其教而诵其经的，则称道士；不诵其经，只穿道装的，则称寄褐。假寄褐之名携家眷进入道观的，大抵是道官的亲戚。宋开宝五年，太祖下诏，寄褐的一律离开宫观，道士不得蓄养妻孥，已有家室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牒给公凭，违者捕系抵罪。进一步的措施是，规定对道士进行考核，不合要求的勒令还俗。大中祥符二月二日，真宗皇帝下诏，道士不得以亲住宫观，犯者严惩之。南宋惩禁道观的条款中还规定：因水、火失度牒十日不报者，遗失度牒者，饮酒至醉者，无故不宿宫观三十日者，还俗。这些措施与唐朝的措施大同小异。符箓派要受符箓之后，才能为人奏章斋醮，行法施符，获取生活所需。这些措施，都使得道教更像一个正式的宗教了。

宋真宗也是道教的狂热提倡者。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置礼仪院。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谒玉清昭应宫，奉表告尊上“玉皇大天帝”圣号，奉安刻玉天书于宝符阁。庚寅，置清卫二指挥奉宫观。乙末，皇女入道。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诣玉清昭应宫荐献，上玉皇大天帝宝册，兖服。宋真宗对道教神祗祭祀之隆重以及其伪造天书之频繁，把道教地位提高到又一高度。

宋徽宗是一个更加狂热的道教信徒，他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这样，道教就几乎享有国教的地位了。

宋代道教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真教的出现，这是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广为流传的金庸小说的影响，使世人知道了全真教，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模糊认识。所以这里想把有定论的全真教说一下。

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嚞（即大名鼎鼎的王重阳）（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金正隆四年（1159），声称于甘河镇遇仙，改儒为道。王嚞曾居终南山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去山东传教，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传道说法。在这期间，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也就是“全真七子”，创立全真道。“全真七子”各传下支派，这里就不细说了。全真道自称始祖是“少阳”东华帝君,少阳传“正阳”钟离权,正阳传“纯阳”吕洞宾,纯阳传刘海蟾（刘操）,再传王重阳,道教称“北五祖派”。元皇朝封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海蟾、王嚞等为“真君”、“帝君”，是为全真教道统。后世道教分为南北两大派，全真道是北派，南派是正一教。

王嚞在创立全真教时，宣扬三教合一的思想作为创教的宗旨。他在山东文登等地所建立的五个会，皆冠以“三教”二字。传教时，又劝人诵读佛教《般若心经》、道教《道德经》《清静经》及儒家《孝经》。全真道的创建者在教义、教制、教规以及内丹修炼等方面都贯彻三教合一的思想。全真道的教义集中体现于“全真”二字。或谓使“真性”保全，或谓使“精气神”三全，或谓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济世利人的“真行”兼备而两全。。全真道不再追求“肉体不死”，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要死灭的，人的真性或阳神则可以长存。这是有别于道教其他派别的地方。

全真教教规森严，全真道倡导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教人捐妻舍子，“跳出樊笼”，出家修道。居住条件力求俭朴，仿佛教倡修苦行，还信奉绝对的禁欲主义信条，尹志平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则多睡，多睡情欲所由生”。但是这些，在全真教盛行后渐渐变质了。

全真道建立后的相当长段时间内，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统治阶级的支持，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在金元时期，经历了王嚞、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十数代掌教的传承，蔚成大派。

全真道从初建至金末，是初传时期。王嚞于大定七年（1167）建立教派，大定十年死于从山东返回陕西的途中。马钰嗣教，七大弟子分别在秦、翼、鲁、豫等地修炼、传教，而以马钰所活动的关陕一带为传播中心。尹志平《北游语录》称，马钰掌教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即主要从事个人修炼，而不以太多的精力与时间去发展教徒，营造宫观。此时期他们大多过着清修苦炼、云游乞食的生活。但却逐渐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也赢得了一些中下层官吏的敬信和保护。

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邱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北游语录》称刘处玄 “无为、有为相半”，邱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所谓有为，即指创观收徒活动。他们以山东半岛为中心，收信徒，建宫观。从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视。大定二十七年，王处一被召至京，世宗问以养生之道。次年又召邱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翌年，又召王处一。王抵京时，世宗驾崩，章宗即位命王处一为世宗设醮冥福。皇帝的一再征召问道，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价，促进了全真道的发展。元好问《紫微观记》描述了当时全真道传播的盛况：“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明昌元年（1190），金廷“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虽以惑众乱民”为由，下令“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但 “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真道组织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亡，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但全真道却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其契机则是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召见。金贞皊二年（1214），邱处机又应山东驸马都尉之请，出而招安杨安儿的起义军。于是邱处机及其全真道，成为蒙古、金、南宋三方交相争取的对象，在金贞皊、兴定（1213～1221）年间，三方先后派遣使臣征召邱处机。邱处机审时度势，却金使，谢宋聘，独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他不辞年届七十三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慰勉有加，亲自两三次召见并作长谈。邱处机对其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的礼敬，尊称其为“邱神仙”。当他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所居长春宫从此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邱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他早在西觐东归途中，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就语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故在此后，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仅就《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统志》粗略统计，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宫观百余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真道宫观，又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据载，安葬邱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会葬（移葬）王嚞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却引起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因为此后皆是南宋灭亡之后的事了，从略。

总之，全真教从来不是抗金的，相反是在金元两朝统治集团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这与金庸笔下的情况完全不同。

王重阳

马钰

丘处机

全真七子

重阳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