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文”是否是一时时髦

——我读鲁迅之三

我楚狂人

我们在现代文学史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弃医从文”。鲁迅“弃医从文”早就出了名，而同样“弃医从文”的还有郭沫若。当然还有孙中山先生的“弃医从政”。“学医”进而“弃医”，是否是一时时髦？

知道不知道在旧民主革命之始，有所谓“医学救国”的思潮？“医学救国”盖因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与中国的情况是十分相似的，在德川幕府把持下的日本，也是闭关锁国，也是被西方列强的大炮强行打开了国门，也是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是一样的君主大权旁落。不同的是掌握实权的再中国则是名正言顺的太后，而在日本则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幕府，所以在日本“尊王”的口号可以叫得更响。正因为如此，日本就可以用更为激烈的手段来实现维新。明治维新的终极目标是“脱亚入欧”，日本是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为了全面“脱亚入欧”，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全方位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明治六年的废止汉医，全面推广西医。这个举措竟然被当时的一些中国人认为是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强国的重要措施，其中就包括鲁迅。鲁迅由于其特殊经历（今后专门说）一致认为中医不科学，所以他要到日本学西医。同样的，郭沫若、孙中山学的也是西医。

1904年8月，鲁迅到仙台医专学习西医，到1906年6月奉母命回故乡与朱女士成婚，同月回日本，就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学医生活。“弃医从文”的原因，缘起于“示众”事件，鲁迅在他的《呐喊自序》中这样写的：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鲁迅日后的名著《阿Q正传》和短篇小说《示众》中，鲁迅两次艺术重现了“示众”，可见这一事件对鲁迅留下了何等难忘的思想冲击！

因为寻找救国的道路而学医，又因为寻找救国的道路而弃医，这就是鲁迅这一代人痛苦的心路历程。这决不是一种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