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乒乓！

——一路丢失之二

我楚狂人

    我多少年没有打乒乓了？十年？十五年？反正回到苏州后没有几年，我就不打乒乓了。我曾经以为自己会一直打乒乓的，以为乒乓会伴我一生的。不经意间，乒乓居然离我这么远了。

    我与乒乓结缘也很早，小学一年级我就会打乒乓了。我们那时的孩子哪有现在的孩子那般福气，玩什么都是因陋就简，开始的乒乓板都是自己做的。捡一块三合板，当然运气好时是五合板，用钢丝锯锯成乒乓板摸样，沙皮打打光，就是叫同学羡慕的乒乓板了。乒乓球是“集资”买的，最便宜的乒乓球八分钱一个，相当于一碗阳春面的价钱，圆度还不太准。基本没有零花钱的我们省下了一根油条钱，凑份子买球。乒乓桌没有，就在地上打，课桌上打，下课在讲台上打，回家搁门板打。乒乓网有时是铅笔盒，有时是砖块，有时是老师的粉笔盒。但是，我们玩得十分高兴。

    我刚上小学时，正是容国团夺得第一个乒乓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日子，真是举国欢腾啊，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小学里也有了乒乓桌，但是轮不到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后来总算熬到高年级了，在学校里也算有资格了，借得到乒乓板，轮得到上乒乓桌打球，那种幸福感无法言喻。记得当时和同窗好友伯俐一起，在星期天到学校，甜言蜜语骗得看门的校工许阿大放我们进去打球。痛快啊，打累了就在乒乓桌上一躺，虽神仙也不过如此。

    为了打乒乓，我和最疼我的邻居孤老太“摊头好婆”弄僵了。那是我小学六年级的事，那天伯俐到我家小院子里搁门板打乒乓，不小心把院子里的“夜饭花”踩倒了。脾气古怪的“摊头好婆”就骂了伯俐。我觉得骂我的好友失了面子，就和她吵了起来。那时正是男孩开始“叛逆”的年龄，从此我就与“摊头好婆”冷战不休，一直到我读高中还是冷冷的。但是，当我“大串联”回来，妈妈告诉我说，“摊头好婆”过世了，临走还问起我。我一下子觉得空荡荡的。我对“摊头好婆”的愧疚至今还叫我心痛。

    我与明明四十多年年的交情，起于笛子，继于乒乓。高中时，我们两个都是读书不累的人，一到考试，事先约好早点交卷，出来打乒乓。当时读得如此轻松的，全校也就“使君与操”耳。成绩差不多，象棋差不多，当时的笛子水平也差不多（现在明明是昆曲专家了，笛子已经卓然名家了），偏偏乒乓水平也差不多，也算是有缘了。

    打乒乓最痛快时是在江苏师院（现在苏州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凭我的水平，居然是中文系代表队。我和华民、浩逊三人是专门“为虎作伥”的，团体赛轮流上场，专门负责输球。因为我们中文系的一二号选手，也就是全校的一二号选手。团体赛老赛制，三人组队，九场五胜，我们输球也是胜。看着我们“嚣张地”输球，恨得其他系科牙根痒痒的。当时我们系的一二号国良和松山，一个是上海黄浦区的少年冠军，本来水平还在国手李振恃（当时的世界冠军）之上，一个是江苏省少年前几位的好手，两块横怕。这是我乒乓水平提高一块的阶段。

    在陈墓教书的十几年，乒乓是我每天必有的生活内容。每天下午第三节课之后，就是我们的乒乓时间。同舍的王君，富有体育天赋的建亚，后来到来的南师毕业的月维，年过七十的老丁，都是积极分子，而我是最积极的。夏天赤膊打，冬天层层剥皮（脱衣），叫做“剥笋壳”。打乒乓成了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后来我当负责文体活动的工会副主席，“假公济私”为每个积极分子配上了专用乒乓板，还组队与外单位比了多次，成绩还不错。

    回到苏州，五中打乒乓的条件不好，场地小，地滑，光线也不好。刚来时我还打打乒乓，对手有建明、静波等。有一次，工会组织乒乓赛，我突然发现长我几岁的庆平兄水平大降。须知他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居然动作全走样了。谁知没几年就轮到我了。

    我现在不敢打乒乓了，一来久疏战阵，自己觉得别扭；一来年老眼花，乒乓球飞过来是一串，而不是一个；三来高血压，也不敢激烈运动。但是我还是喜欢看乒乓，不知是不是在找当年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