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党”

——插队纪事之十六

张长霖

在我刚参加工作队的几天，不知是谁在我们雪白的外墙上刷上了一条标语：“警惕身边地梅花党。”按照“文革”的惯例，就是有人在指证我们是“梅花党”了。我一笑置之。想当初，张某人的名字写到察院场马路上，圆台面大小，打上叉叉，至今“狗头”坚固依旧，如此小风浪何足道哉。这种举动不知算是先发制人还是敲山震虎，反正有人对我进工作队开始不安了。

说起“梅花党”，是当年的一段趣事。要知道那年头人们的精神生活实在太贫乏了，什么书都不准看，什么戏都不准演；几本“样板戏”差不多男女老少都能背下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聚在一起讲“梅花党”“铜尺案”的故事，风靡一时。先是在城里，车间里围坐着听“梅花党”。会讲的人是很吃香的，有人给泡上茶，准备好香烟伺候着，开讲时专门有人在外面放哨，预防“鬼子进村”（领导的突击检查）。一时大有“开谈不说梅花党，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感觉。

后来“梅花党”也传到了向来后知后觉的农村，农民们捉住我们讲“梅花党”，似乎我们不会讲“梅花党”就不是城里人似的。反正农民们只要我们肯讲“梅花党”，农活就代我们干。我自信口才向来不输人，“梅花党”经我一演绎，当然精彩，因此常有人求我讲“梅花党”，心甘情愿代我干农活。一来二去，名声传开来了，不想有人会以此诬陷，实在可笑，可恶。

所谓“梅花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当然和我们靠不上边。再说，刷标语的人又始终不见光，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生产队里讨好我，要帮我重新粉刷，我拒绝了。我让这条可笑的标语一直保留在外墙上，留作纪念。1982年我回过生产队，我的小屋还在，标语隐隐还看得出。

“梅花党”事件是当时诬陷之风的一个样本，那时的人就是这样地提防着突然降临的横祸。

“梅花党”故事是当时仅有的快餐文化，从“梅花党”风靡一时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精神饥饿已经到了何等程度。我们今天反对年轻人过多接触快餐文化，是因为快餐文化泛滥。但是，我们是否同时感觉到今天思想解放的幸福呢！

“梅花党”，留给我们多少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