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孙子孙女，说没就没了。

近日，江西宜春一家子的5名留守儿童不幸集体溺亡，全家只剩下一个孩子。（《信息日报》5月8日）

年逾古稀的王久寿老人和他的老伴儿老泪纵横。闻讯赶回来的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几次晕倒。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五个孩子的爷爷奶奶的自责，责怪自己为什么就没有照顾好孙儿孙女；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父母的悔恨，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出门打工，把孩子撇在家里，以至于现在天人永隔。但是把6个孩子硬塞给两个70多岁的老人照顾，老人本身都是风烛残年了，能照顾得了吗？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有家要养，有债要还，在家种田和做花炮外壳那点钱，只够养家糊口，出外打工，成了他们的一种生存选择。

事实上，不止是王久寿的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老人所在的整个村子都没剩下多少年轻人。这个偏远的村子只是中国众多“空巢村”的一个缩影罢了。假如这五个孩子的父母不出门打工，即便打工，假如他们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不是甩给年迈多病的老人照顾，或者假如他们不去超生，这样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而从这个意义上，王家的悲剧又跳出了家庭的范畴，成了一种更广阔范围的社会之痛。

社会经济的流动，还有城乡的差距，让当代的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这种剩余劳动力开始自发地在城乡之间像是候鸟一样来回流动。但是在这种自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面前，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或者是应对机制，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追赶的负积极处境。这几年有了许多的进步，我们开始在服务这些流动人口上做文章；而前些年，即使我们有一些应对措施，又几乎是全部在围绕怎么管理、防备这些流动人口上下功夫，对他们的服务却始终举步维艰。

五名留守儿童的集体溺亡，看似偶然，在偶然里又有着许多社会必然的因素。

在未来的以年为计时单位的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我们的这种到城市打工的人口流动、还有由此延发出来的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诸多问题也仍将持续存在。在广阔土地的一个个偏僻的山村内，我们会看到留守儿童孤独和渴望的眼睛。在生存的强大压力面前，这些“眼睛”需要成人社会去用亲情、用制度、用农村经济的真实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去仔细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