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类似于南京彭宇的案件。

《广州日报》11月30日的消息，90后小伙子吴俊东因为扶起摔倒的老人，被法院判赔7万元。公益律师团已经为这个比较“郁闷”的小伙子提供了紧急法律援助，并认为这是一个“比彭宇案和许云鹤案判得更离谱和错误的案件。”

在这类案件当中，包括彭宇案在内，我们的法官采用的都是“疑罪从有”的原则，因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就是撞倒了原告。这和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判罚原则恰恰相反，辛普森案件是“全世界都知道是你犯的案子，但因为程序或者证据的原因，你就是没事”，我们是从常理上推断当事人既然肯把老人送到医院，甚至还垫付医药费，管你有没有证据，肯定就是当事人犯的事儿。

我们以为彭宇案和许云鹤案闹得那么大，社会影响那么坏，法官的后来者们肯定会吸取教训，碰到类似案件的时候会谨慎判罚，但是这次的吴俊东案告诉我们“扶起倒地老人“的事情一旦走上法律程序，最后被判赔的往往还是原告。可一可二，我们都以为不可再三，但法律文书会告诉你，事实是可再三的，生活也是可再三的。

在大家感慨广东吴俊东案件的时候，深圳市法制办向社会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在这个条例当中规定了，你要是诬陷救你的人，要面临相应的惩罚。条例还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但这两件事情凑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在“扶起倒地老人“这件事情上其实是相当纠结。这种纠结和暧昧的态度，反馈到社会上，给大家的信号就是继续的不明确，道义上看到倒地的老人必须要扶起来，法律上告诉你你把老人扶起来吧……或者没事……但是老人一旦告你……或者，肯定就有事了。

当社会公德最后必须要依靠法律来保护的时候，这是社会公德公信力的一种沦落。可是当法律都不站在社会公德这一边的时候，这是社会公德堂吉诃德式的悲哀。这种悲哀，被整个社会裹挟着，或者说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了这种悲哀，法律只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或许，我们的立法部门或者权威的、说话顶事的法律专家们该专门坐下来好好聊聊、定定这些事情。如果社会公德的下滑无可挽回，法律至少不该扮演起哄、助推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