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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学者贾磊磊接受本网独家采访
文/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高松鹤
华裔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第二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一时间,舆论开始兴起一股“李安热”。大众在赞扬李安的同时,也开始出现反思国内电影的声音。对此,中国新闻周刊网对话著名电影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谈李安所引发的文化热潮。
李安赢在“开阔的跨文化视野”
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提名者中,不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主流大导演,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再次选择了李安,贾磊磊认为,李安赢在他开阔的跨文化视野。
从导演的个人经历去看,李安一直在“跨文化”。他祖籍中国江西,父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来迁居到台湾,接触的是另一种文化氛围。李安一家,相对于台湾本土原住民来说,其实是“外省人”,是外来文化的一个身份。再后来李安又到纽约去学电影,到美国后变成另一种移民的身份,他又成了一个“外来者”。这种地域的变化和身份的转换,给李安的创作带来了优势。
贾磊磊用李安的《卧虎藏龙》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是中国本土导演,例如胡金铨,拍中国传统武侠电影的时候,创作中会有很深的文化烙印。但是《卧虎藏龙》相对来讲,它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李安对传统文化的处理,表现了一定的现代意识。《卧虎藏龙》里每一个人物,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不像一个传统的武侠电影,最后是一个比较大团圆的结局,所谓“正义战胜邪恶”、“惩恶扬善”。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这部片子里有转向。对于人生,李安有更深的思考:电影里每个角色到最后,都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人生境界。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也让李安与小金人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这就是李安,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的跨文化优势,而这又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从这次获奖的《少年派》可以看出,他在处理印度文化的时候,带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而不仅仅是对一种文化的信守,或者说继承。
而能被奥斯卡这样一个团体所认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李安国际性的文化视野。贾磊磊介绍说,在李安之前,也有跨文化视野的导演,引起过整个国际的舞台上的关注。例如拍出过《印度之行》《桂河大桥》的英国导演大卫·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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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不是衡量所有电影的唯一标准
这次李安获奖之后,有影评人发文《张艺谋们该学学李安的沉静》,得到很多网友的呼应。而在贾磊磊看来,国人有些过于放大奥斯卡的影响力了。
他说:“奥斯卡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文化目标,不能所有影片都冲着奥斯卡去拍。奥斯卡是一个电影艺术与技艺的国际化的平台,我们应该充分的重视。但是奥斯卡不应取代我们所有对电影的期待和评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诉求。”
其实,奥斯卡并不是国际奖项,而是一个美国本土电影节,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自己评的一个奖,它的评审团队全是美国电影界的从业人员。而专业的国际级电影节,例如戛纳电影节、上海电影节的评审团队,是由世界各个国家的专业人士组成的,两者是不一样的。
贾磊磊坦言:奥斯卡更重要的,是一个国际电影推广的平台。在奥斯卡获奖,对于宣传中国的文化和电影艺术,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们不能忽略它在文化传播上的作用和地位。但是从自身的文化建设和诉求来讲,它又不能成为我们的全部。我们应该更加公正和全面地看待奥斯卡奖项。
“如果能得奖当然好,但是也不能让它成为衡量所有电影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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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剧照
不要对艺术做选择性的价值判断
陈凯歌导演曾凭《霸王别姬》获得过戛纳金棕榈大奖,该片的编剧卢苇说过一句话:“当年拍《霸王别姬》的时候,他感觉中国电影开始了,但是,没想到也结束了。”此种说法的流传,一方面肯定了这部电影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当代中国电影的某种不满。对此,贾磊磊表示,对艺术作品而言,不应有这种选择性的价值判断。
贾磊磊说:“每个时代都有其里程碑式的作品,《霸》在戛纳获得最佳影片,是在那个时代对那个题材,有特定的判定标准。像李安一样,陈凯歌导演通过获奖,奠定了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但是我不喜欢对艺术做选择性的价值判断,比如《红楼梦》写得好,现在没有一个曹雪芹;鲁迅很伟大,现在再也没有一个鲁迅;莫言也很了不起,过几年又会有人说,再也没有莫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领域做艺术的比较,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一个时代的因素和条件造就了那个时代的人和作品。
贾磊磊表示,当代的中国电影,比《霸》那个时代来讲,在很多领域还是值得骄傲的。这些年,内地相继出现了一批非常好的电影,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矛盾上,处理得非常好,这些作品融合了观众喜欢的元素和电影本身的艺术追求。
贾磊磊列举了冯小刚的《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还有香港导演陈德森拍摄的《十月围城》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影片虽然没有在戛纳、奥斯卡得奖,但它们的制作水准和影响力都很不错。它们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位置,也非常重要。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也会有不同的审美要求。即便我们没有拿到奥斯卡,也不能说,中国电影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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