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是所谓“新红学”的重要创立者，助成胡适《红楼梦新证》与俞平伯《红楼梦辩》两部“开山之作”，但其后便专注辨伪，很少再涉及红学，对所谓脂本更保持了惊人的沉默。

1927年6月，胡适得到“甲戌本”以后，除了他的私人秘书程万孚等，学界最早得知甲戌本消息并首先阅读的，是顾颉刚。

现在学界认为胡适在从来历不明的胡星垣手里购得甲戌本后，最早于1927年8月11日致钱玄同的信中向外界透露他“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本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奇遇”。再后来就是《申报》1928年3月18日所登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所记3月15胡适在上海鸿庆里宴会中吹嘘“近得一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之抄本”。

欧阳健先生在《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的红学》一文中认为，胡适收购到密切迎凑“新红学”观点的甲戌本这样的大喜事，“首先应该告知”俞平伯、顾颉刚，“因材料不存，胡适是否写了信，信中讲了什么，均不得而知”。

欧阳健先生推测是有道理的。虽然胡适对不利于自己的材料（日记、书信）销毁、挖改，甚至节略另抄，但只是他自己手里的东西，别人的日记和别人手里的书信等材料，他未必都有机会像对待徐志摩身后遗献那样做手脚。

从顾颉刚日记、书信中，我们可以得知，胡适在尚未与胡星垣成交时，就已经将消息告知顾颉刚；成交后，他首先给顾颉刚看。当然，他更希望顾颉刚这位已在史学界称王、勇于独断的学术超快手引用此书，恢弘自叙说，制造声浪，以巩固他矮化蔡元培、打压浙派的胜果，提高自己的声望流量，并且带动亚东图书馆系列新式标点小说畅销，以便他获得更多提成。

顾颉刚在1927年7月30日寄胡适信中说：“抄本《红楼梦》已买妥，极快。但可卿之死，我和平伯怎样讨论，已记不起。学问之事，不进则退。这一年中我确是退得多了。” 

在1927年10月2日日记中又记：“看《脂砚斋批本红楼梦》。适之先生持《脂砚斋批本红楼梦》为是书抄本之最古者，其中有曹雪芹之事实焉。”

两处所提《红楼梦》抄本，毫无疑问即是甲戌本。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多已销毁或尚未见天日（特别是他自己提及1927年六月六日起始的一册），但从顾颉刚日记看， 1927年5月到10月，胡适与顾颉刚除通信外，他们曾在上海、杭州多次见面。其时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史学系主任，校务委员傅斯年为了使顾颉刚避开绍兴周某的锋芒，让他出差为中山大学购书。顾颉刚主要在江浙一带与藏书家和书商周旋。听说胡适已经与胡星垣成交，顾颉刚“极快”（很欣慰）。至于“可卿之死，我和平伯怎样讨论，已记不起云云”，是胡适点拨顾颉刚，甲戌本“可以证明”顾颉刚与俞平伯《红楼梦辨》中关于天香楼一案的主张，并希望他写文章制造声浪。 

1927年7月30日顾颉刚致胡适信，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点校版《顾颉刚日记》，“买妥” 为“弄妥”，极其不妥。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顾颉刚原稿草书，实当释为“买妥”。否则，就是胡适将刚购得的甲戌本让顾颉刚捯饬，为了避免被重抄复制，力求其“快”（或书仅十六回，抄写易 成）。以胡适的关系，根本没有必要麻烦当时需要加夜班写书目卡片的顾颉刚。

胡适1927年5月17日,自美国经日本回国,下榻上海静安寺路1225号沧州饭店。22日，早晨刚从香港抵达上海的顾颉刚即与胡适在亚东图书馆见面，同时在座的有《每周评论》的出资人张祖训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大家注意，也就在这一天，神龙恍惚的胡星垣给胡适写了那封推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信件——这封信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得见天日。

胡星垣之所以不将甲戌本卖给以公款广购古籍的顾颉刚，除了顾的虚声流量不如胡适，也是因为顾颉刚是将古书辩伪发展到高峰的人。平心而论，顾颉刚辩伪有过头之嫌，但目光思路异常犀利。何况他多与书估打交道，什么作伪的花样没见过，甲戌本这等破绽百出的烂污货色，怎能逃过其法眼？就是甲戌本经过胡适这个冒牌的伯乐摩挲赏鉴，高度肯定之后，顾颉刚其实并不买账。“适之先生持”云云，表明他并不认可。否则，胡适将此“奇宝”先给他看，即使不像后来周汝昌那样高兴得失常，写篇文章为彼此加持，也是应该的。顾先生即使不好名，也应给恩师点面子。也许因甲戌本造假过于拙劣，他丢不起这个人。甲戌本如此，何况后来每况愈下的其他传抄本！顾颉刚对胡适说自己学问“确是退得多了”，当然是自谦，他应该是成熟得多了，不再像助成俞平伯《红楼梦辨》时那样，根本没通读《红楼梦》，就率尔操觚，洋洋洒洒。

顾颉刚在去世前不久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回忆1929年，他离开中山大学，在上海见到胡适：“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我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突然改变的原因。”

据《顾颉刚日记》，他从广东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9年3月1日，晚上才安顿好，第二天便去探望胡适，第三天又去。估计胡适对他宣布“要信古”，就在这段时间。这相当于对顾颉刚说要分道扬镳。对于曾长期受胡适罩护甚至经济资助的顾颉刚，当时感到恐惧，数十年后回想起来仍有余怨。甚至对胡适以洋律中、以洋套中的《说儒》之类大作受到学界驳斥，胡适无言以对，幸灾乐祸（顾颉刚也许最有理据批驳胡适，但慑于其势焰，保持沉默）。

胡适宣布与顾颉刚学术分手，其实理由很多。此时顾颉刚对胡适已有跨灶嫌疑，他已不是胡适写《红楼梦考证》时那个对他多方依赖、言听计从的“书记”。甚至顾颉刚中山大学的学生何定生都写出《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专著，“欺师灭祖”，嘲骂胡适，抬高顾颉刚。再说，1929年初，顾颉刚因《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禁，害商务印书馆罚巨款，且招来了学界对“古史辨派”的攻击，箭雨也落到胡适身上，甚至害亚东图书馆《古史辨》滞销，影响了胡适财路。善于趋利避害的“狐仙”，也急于割席。当然，更直接的原因是顾颉刚对胡适视为至宝的甲戌本的冷遇。

俞平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在理论上反思、批判了自叙传，并提示胡适历史与文学不是一回事，又断定甲戌本是传抄本，“价值有可议”，因此被胡适冷淡，甚至日记中都长期不出现他的名字。顾颉刚冷遇甲戌本后，胡适的报复更阴毒。在说自己“要信古”（其实他只信甲戌本这种对他有利的货色，历史虚无主义老而弥甚）对他提出警告后，其他方面也予以打压。民国第一次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他的推荐名单上无建树卓著的顾颉刚。倒是与顾颉刚学术路数不同，且友谊小船都翻了的傅斯年，度外持公，推荐了顾颉刚。最终顾颉刚也当选——当然相对于顾颉刚，敢批驳胡适观点的牟宗三、以《中国哲学史》跨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冯友兰，受到的打击、排挤就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