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是一部以世情小说面目出现的谐史假传小说，或受谐史假传影响很大的世情小说——整部小说是石头自述幻形入世，阅历盛衰的故事，这是典型的谐史假传的叙述方式。

谐史假传（台湾学界称之为“拟人传”）或重谐趣，或重讽喻寄托（唯不重传信传疑），但属辞比事，多以人名寓意。旧红学家中见解最通透的太平闲人张师吉《石头记读法》云：“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甄士隐、贾雨村自揭出矣，其余则令读者自得。有正用，有反用。有庄言，有戏言。有照应全部，有隐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来。从无随口杂凑者。可谓妙手灵心，指麾如意。”洪秋蕃《红楼梦抉隐总评》云：“他书姓名皆随笔杂凑，间有一二有意义者，非失之浅率，即不能周详，岂若《红楼》一姓一名皆具精意。”汗牛充栋的假传作品，绝大部分篇幅短小、人物扁平、情节简单，仍不免有赘笔（韩愈《毛颖传》、苏轼《万石君罗文传》无论，即使《石头记》致敬的《小青传》亦然），《红楼梦》洋洋百万言，地负海涵，人物鲜活，能做到一姓一名皆具精意，难能可贵。

研究《石头记》者，苟能于全书人名谐其音，推其意，伍其比，偶其类，会其通，也许会发现，在中国所有的古典长篇中，《石头记》命意是最容易把握的。

《石头记》全书提及的人名，数以千计，在情节结构上的主要角色（宝、黛、钗、云）大家都清楚，但在寓意方面具有纲领性的人物，了解的并不多。我以为甄费、贾化、严老爷、娇杏四人，可框定《红楼梦》理念谱系。

十余年前，我曾出版过一本《红楼梦人名寓意》的小册子（《红楼心史》之一），选取二十余个人名进行探讨，抛砖引玉，可惜赏音者寥寥。

此书以《严老爷》开卷。严老爷虽然只在小说第一回出现一次，且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所寓严君子小人之辩、严义利之辨、严理欲之辨，严华夏夷狄之辨、严进退出处之辨，贯穿《石头记》全书。因为这一人名对理解小说思想最具启发意义，我曾节略之，发表于《红楼梦学刊》。

严老爷之名在甄费与贾化书斋相见时出现，要明白严老爷寓意，当然甄费、贾化也不在话下。甄费是君子、道义、诚敬的化身，贾化是小人、利欲、苟且的化身。命名出典都在《中庸》，而且他们也用行为进行了自我诠释。这三个人无疑是全书寓意的纲领性人物。

义利之辨，是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伦理学和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影响甚至主导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的品质和发展方向。程颢：“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子： “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奉程朱为正宗的王夫之更是重言反复，明诏大号：“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 “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读通鉴论》卷十四）“存义利之大闲，而后不辱君子之道，严哉! 舜、跖之分，其不容相涉久矣！”（《宋论》）小说第一回甄费本朋友通财之义赠送贾化入京赶考的盘缠时说：“弟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这句话分量极重，太平闲人让读者“不可以闲言略过”，这位“为往圣继绝学”的张横渠（二程的表叔、老师）后人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二百多年来，也几乎无人关注——分量再重也重不过职称、学位，甚至重不过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

主流红学一直与儒家学说过不去。反孔孟之道，自然有人标举；不反孔孟之道，也要反儒学；不反儒学也要反礼教；不反礼教也要反理学。何曾想《红楼梦》竟然以最“保守反动”的程朱理学，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很多人以为程朱理学是伪君子、以德S人的N待狂和空谈废物的生产线。说《红楼梦》宣扬程朱理学，当然令人失望。难道宝玉批评柳五儿“酸文假醋”、“道学先生”是作者夫子自道？岂不憋闷煞人也么哥？！这部小说肯定有矫正、超越程朱理学的地方。于是重新审视娇杏，有请贾夫人！

 “娇杏”音谐“侥幸”，我曾认为《红楼梦》借《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  侥幸”区分甄费、贾化，特为贾化“小人”注脚。今日视之，觉到有些肤浅、片面。当娇杏做了贾化夫人，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当她是甄费婢女的时候，应当另作别解。

杏有文明教化之象。圣人讲学杏坛，进士及第后乌帽簪杏宴琼林，稻香村“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李纨在此守节教子，都带有正能量。甄费为真儒正士，娇杏在旁，雨润红香，颇能点缀。再就是所谓君子，也不必如程老夫子一样整天板着脸，王道迂阔，不妨偶露风怀，稍通权变。二程四传弟子朱熹一生丹诚神血，萃于《四书》，但据记载也曾双飞比丘尼。不但风怀兼人，就是两个大腰子，也是铜豌豆杠杠滴，拍动作片、作伟哥代言都不在话下。被称为清代唯一完人的理学名臣曾剃头，晚年买妾，条件是“但取性情和柔、心窍不甚蠢者”，“余死即行遣嫁”，好像为花袭人这类人量身定制。而《红楼梦》全书于袭人深文苛责，如果不是以儿女律士大夫，即使程朱学人卫道士，也要指责作者以戕贼为仁义。理论可以高调入云，人性还是需要平衡。理学得种种恶谥，一是它本身就有理过则窒，礼过则拘，义过则暴，违逆人性等倾向，再就是它凌空蹈虚，容易被人（尤其是偏狭之人）曲解。

对于隐括《红楼梦》全书思想的四个人，甄费与严老爷，贾化与娇杏，是“偶类”；甄费与贾化，严老爷与娇杏，则是“伍比”。

小说第一回甄费与贾化书房叙谈，以消长昼 。“方谈得三五句话”，家人报严老爷来拜，甄费到前厅应酬，向贾化谢罪。贾化说：“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甄费与严老爷应酬时，贾化与窗外掐花的娇杏非礼相视，眉目送情。贾化听小童说甄费前厅留饭，“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这段描写，有些不合常理，但每一字皆有深意。

甄费、贾化、严老爷、娇杏这场戏，其月其时，皆当（或近）地支之“午”，所谓GM之际。方谈得三五句话严老爷即来，寓严君子小人之辩、严义利之辨，辨之当早，以防微杜渐。贾化称自己是“乃常造之客”，承平正常生活条件下，君子与小人可共存，并且觉迷之，拯救之，不必高立崖岸。《周易》“义者利之和”，苏轼《易传》“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两者亦不必过于对立——每个人内心都存在义利两种思想，最难的不是做别人道德的审判官，而是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严老爷自然不是常造之客，他的到来预示非常之变，需要有人舍利取义，无我无欲，牺牲奉献，绝侥幸，辟邪说。程朱理学将义利之辨由汉唐朴素谊注引向形而上学空谈（甚至成为党争酵母），无限地拔高义而贬低利，甚至标举存天理，灭人欲，本身也有应付民族危机的需要。但在和平时代，尤其是经济竞争为主的时代，谁若整天鼓吹灭欲无我，王道迂阔，眯着眼慢吞吞背诵宗法文化空壳大帽子的古旧花腔，则不免滑天下之大稽。当年深圳青年在长虫嘴理直气壮鼓吹淘金无罪，享受劳动成果有理，震惊寰宇。D、H诸公，批判了传统义利观的唯心倾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折腾YS形态，克服了程朱义利说的千年心魔，使中华民族的走向富强崛起。

按小说中交代，贾化即将入京参加春闱大比，应该是个“举人老爷”，甄费家来客，完全可以作副宾或副陪，较之只有两人的饭局更不落寞（甄费非善于逢迎之人）。甄家人手不多，娇杏可以端茶、斟酒、上菜、接外卖。甄费冷落贾化而闲置娇杏，当然不是为了撮合这对突破阶级壁垒的红尘绝恋，而是作者为了寓意的需要特意安排。

甄费，字士隐，取典《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郑玄注：“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朱熹章句：“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联系上下文，朱熹解释更通达一些。但《红楼梦》似兼取郑注。太平闲人特别提示，“费”同“废”。君子之道，由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到明道德于天下，最终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确广大深微，但不同历史时期，或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重点，亦各有其时代限制。若运值否塞，生无道之世，不妨遯世无闷，存文献，传信史，居易俟命，守先待后。不当像贾化（“求善价”的林黛玉、“待时飞”的薛宝钗等，为贾化分身，影射怀才而不甘寂寞的汉族士大夫）那样，“不管黄道黑道”，唯富贵功名是求。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言清代学术变迁：“雍乾以后，汉学大行，凡不手许慎、不口郑玄者，不足以与于学问之事。于是昔之谈程朱、陆王者，屏息敛足，不敢出一语。”梁启超更夸张，说清代中叶，“家家许、郑，户户贾、马”。《红楼梦》正产生于理学消沉的这一时期，却不随时流。而且无独有偶，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儒林外史》、高密诗派同样标举程朱理学，同样为知识精英说法。《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同样有金陵情结，其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王冕，相当于甄费，而危素、时知县，相当于贾化（字时飞），都有隐括全书的作用。吴敬梓除了在小说中让杜少卿对攻讦朱子者进行反击，还著有《诗说》，发扬光大朱子《诗集传》（朱子经学中最受汉学家非议的著作）。高密三李，以二程学行相勉。李宪噩与程颐相似，坚守原则底线，绝不通融。李宪乔则近似程颢，周旋官场，稍能变通活泼，也都沽染了些许客气。《红楼梦》整理者程伟元，是程颐三十一世孙，又是高密诗派刘大观弟子。程伟元好像连个举人都不是，但程甲本卷前，八旗旧族、玉堂风华的高鹗之序，排在程伟元序之后。程乙本《红楼梦引言》文后两人共同署名，程伟元（小泉）仍在高鹗（兰墅）之前，这在极端重视功名官位伦次的清代很不正常，只能理解为出于对程颐的尊重。嘉庆初年，程伟元任沈阳书院掌院，朝鲜（举国仍重程朱之学）燕行使者或枉道会见，也是看宗法专Z文化产生的最保守的大思想家伊川老先生面子。 

很多人不喜欢程朱理学，但仍喜欢私淑程朱的文学作品。正如不学杨白劳喝卤水（氯化镁），但不妨吃卤水过的豆腐。或者还因为此书作者、编者们有其他料理（如引入乾隆中兴起的 今文经学变通思想）。参透其中机关，方可研究《红楼梦》和乾隆时期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是，就是程朱理学把道统放在君统之上，以理学限制极端ZZ而又肆意妄为的君权。弘历时有对程朱观点的批判（多从维护专ZJ权方面出发），甚至撰专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伟元祖先以教师Y般的口气对皇帝宣讲的“天下之治乱系宰相”的观点。另一个原因，是清廷奴化汉人，把知识分子（士）作为重中之重，以编纂史书为清廷洗地美化为主要手段， “求善价”“待时飞”，不甘寂寞的汉族知识分子，不能如王冕、甄费之“道废则隐”（王冕不与“自南定西北，万古一英雄”扫荡蒙元的朱元璋合作，甄费即使不考虑“壶儿”“鹿儿”，也不会与搞文字狱的专家弘历合作），入其彀中，如同倡优，“为他人作嫁衣裳”。  

清代中叶，在虚幻的“盛世”光圈下，却是儒家道统和士大夫气节沦落至极的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激流津觉迷渡口”。于是《儒林外史》《红楼梦》与高密诗派，借程朱理学倡导耿介，严君子小人之辩、严义利之辨、严理欲之辨，严华夏夷狄之辨、严进退出处之辨，以反抗专ZJ权，捍卫心目中的道统，并为一代沦落的知识精英敲响警钟，集体补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