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最好的纪念——汪曾祺先生去世十年

龙冬

汪曾祺同他的写作老师沈从文一样，在理解的层面，都是寂寞的、孤独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沈老不在了，汪先生还在。我问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两位毕业生，他们说：沈从文这个名字好像见过，全然不知汪曾祺。但是，这情形也并不为怪，只是这些所谓的读书人太不关心阅读罢了。

当代捷克，有位同汪曾祺相似的伟大作家，赫拉巴尔，也在1997年去世，比汪先生多活六岁，生于1914年。他有一部代表作翻译过来，名字叫《过于喧嚣的孤独》。这让我联系到我们今天这场纪念活动。门窗外是过于喧嚣的世界，我们被远远地甩开。我们置身边缘，感受到孤独。可这样的孤寂，又难道不是一种享用？同汪曾祺比，赫拉巴尔的幸福，正是他所在的那个民族普遍热衷于阅读好书。

个人因写作，曾经查览青海史志。有一句话概括地方：“唯尚佛事，人不读书。”我难以想象没知识没文化的信仰，究竟是一种什么信仰。中国人有史以来，读点书，还是在于做官混事。子路好歹问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回答：“是故恶夫佞者。”现在，许多做成官的人、混上事情的人、忙东忙西的人，也多不读书。这现象，不配说退步，只能说是进步。进步到一个没有文化的“繁荣世界”。都知道，出版业这些年倒霉得很。其实，我们什么资源都够丰厚，唯独缺乏的就是——读者资源。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是食客没有饥饿感。叔本华写过一段文字：不读坏书，读经典也要有所节制。他要人关注生活本身。我们今日除了活着，物欲，没别的了。叔本华若知道，就不会这么写。所以，我们对某位作家的纪念，起码是阅读好书的一次号召。

只有阅读，认识到作家作品，方可避免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偏差。

汪曾祺是民族的。他作品的语言都是中国话。学习民间，阅读经典，并且字句讲究。

汪曾祺是继承传统的。他的历史文化学养，同样来自博杂深入的阅读。

汪曾祺是世界的。他对外国现代作家作品有选择地用心学习，比如普鲁斯特、波德莱尔、阿索林、契诃夫、海明威，等等。

汪曾祺是时代的。他对自己经历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有关注。每个阶段，不一定发表出来，都有写作。或小说、散文，或诗歌、戏剧，或书信、字画。他说过：“写作，是我生命全部。”

汪曾祺是抒情的现实主义。有花花草草、风俗饮馔，更有忧愤同抗争。记得1992年冬天到他蒲黄榆的家，已经黄昏，正遇上停电，我们就在暗中谈他的小说《天鹅之死》。汪先生一支接一支掏出香烟递给我。他不怎么说话，手在颤抖，按捺着情绪，眼里的泪水始终没有落下。不错，他有追求和谐、自由的传统文人情趣，但他的灵魂始终未能得到安宁，得到释放。

汪曾祺对祖国和家乡怀抱温情。他是我们这一时代优秀的平民作家，发射到历史空中去，就是一颗闪亮的星星。

我有幸成为汪先生最后十年的忘年交之一。我想，他的接纳，还是在于我的年轻，喜爱阅读，并且多少地理解到他作品背后深切的悲悯同人类美好生活向往。我们之间，眼睛话语，都没有躲躲闪闪。我们之间，清清楚楚，坦坦荡荡。我们之间，非常亲切。

个人一直在喧嚣里，不能免俗。套用古人的话：吾时月不见汪曾祺，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十年不见汪先生，令人窒息。对我来说，纪念汪曾祺，不是某一个日子，不是十年、二十年、百年，而是温书和回忆。也有过几回梦的探望，惆怅，庄严。

最后，让我用沈从文《长河》中夭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

“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