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

龙冬

诗人顾城说过：北京市作家协会开会时，会场上只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老作家汪曾祺。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次活动上，我见到汪曾祺。别人开会发言时，他呢，两眼抬起望着天花板，半天，放下来扫一圈会场的每个人，喝几口茶，眼睛又抬上去了，还望天花板，像是什么都没听。可他什么都听了，往往该笑的时候，比任何人都先笑。那眼睛，灵，发光，是聪明。他讲话如同他所写下的所有文字，特别带味儿，表面上讲显得稚拙、平淡，其实还是聪明。

开会，晚上有电影看，别人有去的有不去的。因为我不想看，想和汪曾祺说说话，好请教些创作上的问题，才这么对他瞎编：“这电影我看过，不好看。”

他站住，对我很不满地说：“不好看我也看，”停一下，“好玩儿！”

说话的时候，从他嘴里冒出一股酒气。他似乎每天吃饭都喝些酒。开会的时候，不在餐厅喝，一个人饭前或饭后闷在房间里喝。他属于那种非常喜欢喝酒的人。

我同一个青年作家去拜访汪曾祺。去的路上，我们买了三瓶浙江黄酒和一纸包花生米。

“哎呀，你们外行了，这是料酒，做菜用的。”他接过酒。

“我不懂，我没喝过这种酒。”青年作家说。

“你，你不是天长人嘛，怎么没喝过？”

“我们那里不大卖这东西。”

“汪先生，这也能喝。我家的料酒，我有时就喝。”我说。

“那倒是，我知道能喝。家里的料酒，有时一到做菜就没了。我爱人问。我说我喝了。”汪曾祺说着笑了，“怎么，喝不喝？喝，我就热去。”

“喝。”我说。

于是，汪曾祺随手拿来一只小小的绿色搪瓷茶缸。茶缸上的把儿已经没了，用粗铁丝绑了个长长的把儿。他很熟练地将酒倒入茶缸，直接端到煤气灶上煮。我问为什么是这样热酒呢？

“我都是这么热的，快。”他说。

酒热好了。他先倒给那个青年作家，“你喝喝看。”

“是醋味儿。”青年作家说。

“醋味儿？”汪曾祺哈哈地笑着。他最后倒给自己，喝一口，蹭两步，说：“嗯，还不错。”坐下了。

我们聊天，喝酒，抽烟，热酒，抽烟，喝酒，再热酒，聊天。最后，三瓶酒差不多光了。汪曾祺问那青年作家，“喝出味儿来了吗？”

“还好。”

“还好，”汪曾祺说，“天长人今天学会喝醋了。”

我觉着汪曾祺对我们这样的晚辈是非常平等的。他跟我们说着话，会突然想到什么，急忙到另一个房间，拿过来一盒“骆驼”香烟，“来，你们抽这个，这个冲。”

他坐在堆满杂七杂八书籍的写字台前，屁股一扭，那把转椅正对着我们。他说：

“钟惦棐死了以后，我给报纸写了篇悼念他的文章。里面写了一次我早晨去他家，见他正提着一个古董青花虎子从屋里出来，去倒尿。结果，编辑把这段给删了，说，不雅。我回了封信，说，这才叫高雅呐！高雅的人才能用这种东西。”

我们全笑了。

不知我说什么说到自己曾经干过澡堂收票的活儿，还是看女澡堂。

“这是哪一年？”汪曾祺问。

“我十七岁的时候。”

“噢，恐怕是觉得你‘思无邪’吧。”他乐了。

“也许是。可女澡堂里更脏。”

他屁股又一扭，将身体转向桌子，膝盖抬起抵住桌边，仰起头，自言自语地说：“我那时被罚，扫女厕所······可真腻！”

关于汪曾祺，可以写的、值得写的东西，从哪个角度都好写的东西，有很多。我写这篇短文，就只想到了上面的一点点内容。我是想说，汪曾祺这个老人，今年有七十多了，对年轻的晚辈能这么随便的在一起，自然，他自己也能多少从中得到些东西，这是最为聪明的人。许多老人，做不到这点。我们是有幸和他认识并随便东拉西扯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人因为天南地北失去了这个条件，那最好读读他的小说同散文作品。虽然人们称汪曾祺是老作家，可他靠小说创作有名声，还只是近十年间的事。他的作品都是一些散淡的、颇有馀味的亲切文字。文如其人，读作品，等于是认得他了。

那天离开他家，我把他掉在地上的一副毛线手套当成我提包里的那副，就拿了回去。发现后，打电话告诉汪曾祺。他笑着说没关系，什么时候路过带来就行了。我担心他没得戴，怎么下楼买菜呢？就在很寒冷的一天赶紧给他送去。

“怎么今天送来！外面多冷。我还有的戴。”他说，“你看你，着什么急呀！”

我转身正要走的时候，他跟在我身旁，说：“哎，抽支烟再走吧。”

汪曾祺先生眼下还在写作。每天都写下点什么，不一定是小说或散文。他这些日子还研究秦少游词中的高邮方言，先是找有没有高邮方言，结果找到了就记下来形成一篇文章。他那样子，似乎是觉得做这种事情也挺好玩。他是一个有怀旧心思的人。童年的经历，家乡的风物，过去的事情，他总是软软地怀在心里，不然，就写不出那些作品。不写创作，他也能想办法表达出自己心里不安宁的情感。

秦观是高邮人，汪曾祺也是高邮人。

1990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