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帝时代的帝位禅让制度

有人以为，帝位禅让只是唐尧、虞舜的个人作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帝位禅让是五帝时代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体现治国以民为本、选贤任能等思想在公权交接上的一种制度性体现，是其时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对此，我们论述如下：

第一，五帝时期帝位选贤禅让的基本情况

黄帝有子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人当中，无一人继黄帝而登帝位。而是在黄帝死后，才由其子青阳挑选了高阳继黄帝而承帝位的，这就是“五帝时期”的第二帝——帝颛顼。同样，高阳挑选出的帝位继承者，也不是自己的儿子。虽然由于历史久远，史料缺乏，我们难知详情。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历史记载十分明确的历史事件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

“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禅让，正是从黄帝的继位做起的，并成为整个“五帝时期”坚定执行的一种制度：青阳既有着自己继承帝位的极为有利条件，更有着挑选自己的儿子们继承帝位的一切有利条件，却为什么不但自己不继帝位，也没有挑选自己的儿子去继承帝位呢？这种与夏禹之后历史上为争夺帝位继承而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用尽了人间一切阴谋诡计，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情况，难道不值得我们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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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岱年：《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载于王俊义、黄爱平主编的《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帝颛顼，依孔子之说，《史记》之载，是为黄帝之孙，昌意

之子。但这种记载同最古老的史料是有出入的。倘若按《竹书纪年》以及《山海经》等书的记载，则为黄帝之曾孙，昌意之孙。《山海经·海内经》言：“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竹书纪年》载：“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又《蜀国春秋》也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 ，生乾荒。乾荒娶蜀山氏女曰枢，是为阿女，所谓淖子也，生颛顼。”《山海经·大荒东经》又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看来，乾荒、韩流，应是一人，因其字形相近而在历史的传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依照五帝时期的代系而言，则帝颛顼为黄帝曾孙为正，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是这样。颛顼在佐少昊治国处理政务之时，就显露出了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品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颛顼被青阳选贤而初登帝位时，非常年轻，所以其初都在少昊之地，距青阳所居之邑很近。此后的帝都才又北迁幽陵之地，大约相当于今之北京市附近。这也正是古史所记，既言其都的星野之分为玄枵宫（即“天鼋宫”），又言颛顼都幽陵这种表面看似矛盾情况出现的原因；在黄帝之后的一段历史上，有人精心治理着国家，却实际无帝位继承者，最后是青阳选择了黄帝的一个曾孙继之为帝。如此，历史上长期使人们疑惑难解的“黄帝至颛顼何以历时很久”的问题，或许也就有了答案：黄帝肇造大一统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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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书笺注》辑引。

  《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家制度时还很年轻，顶多是其中年之时。而黄帝寿命很长，其死后又有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国家实际无帝位继承者，到后来继黄帝登帝位者，又是其年纪很轻的一个曾孙。这样，从黄帝到颛顼，就事实上延续了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而按照后世的常规计算这段历史，人们就犯疑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帝颛顼，亦同样未将帝位传于己子，而是挑选了蟜极之子高辛为帝位继承人，此若依《史记》之载，是为帝颛顼的族侄，而按《山海经》、《竹书纪年》、《蜀国春秋》之记，则帝高辛是帝颛顼的族弟。高辛即帝位后，史书称之为帝喾，是“五帝时期”的第三帝。甲骨文祭祀刻辞中作“ ”，王国维释此字为“夔”，以为即“帝喾”。郭沫若认为“王说无可易”。依照我们的研究，“ ”确实是帝喾，但此字应当释作 “俊”才对，释作“夔”，是过分强调字形的一个错误。

帝喾之所以被选贤，任为帝位继承人，亦是由其公而无私，有急民之所急的品格，符合“以民为本”的纲领性治国精神。《史记》称其“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地之义，知民之急”。其登帝位执政后，“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帝喾有四妃：元妃娵訾氏女常羲，生子挚，姬姓。曾受禅而为帝；次为有邰氏女姜原，生子弃，弃本从母为姜姓，因农功而赐姓姬；三为陈锋氏女，生放勋，放勋从母氏姓伊，后受挚禅让帝位，史称唐尧；四为有娀氏女简狄生契，赐姓子氏，即商先祖。“五帝时期”，帝喾是惟一将帝位传于己子姬————————————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

挚的人。挚登帝位九年，自感政绩不佳，治国不如唐侯放勋，就亲率群臣到侯国唐地（今河北唐县城南八里）禅帝位与其弟唐侯，唐侯受禅让即帝位，都于潘，这就是唐尧。史家因挚执政九年，政绩不佳，因而将他排除出“帝”数之外，自黄帝到虞舜称曰：“五帝时期”。所谓“五帝时期”，实则经历了“六帝”“七代”执政者，到禹为第八代，而非“五帝”。

唐尧年老，以“选贤任能”的禅帝位标准，认为其子丹朱不堪大任，不能以子害国。因之咨询于“四岳”，看他们之间谁堪此任，四岳之长齐荐于舜，这就是历史上的帝虞舜。虞舜在处理国家大事和帝位禅让上，同样是依照“以民为本”的政纲而行事：他建议帝尧处死了治水无功而成患的鲧，却将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鲧之子禹，完全没有考虑禹一旦大权在握之后，会不会受到禹报杀父之仇而生祸患的问题。

第二，帝位选贤任能的禅让是一种制度

从前面简要的历史情况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五帝时期”的帝位禅让，并不是一帝、两帝的个人行为，偶然之举，而是行之一贯的一种帝位权力交替普遍做法，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国家的利益也就是最广大的黎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一切以人民为本位，为依归。帝位禅让的标准，就是选贤任能。为了确保统治国家的大权不致落入无才、无德的不肖者之手，其选贤任能都分两个步骤实施：先在实践中考察、选拔、培养，在正式禅让而放权之前，都让被选拔者先辅佐帝王处理国家大事，认为可以，就进一步让其摄政，将要禅让帝位者暂时退居一边，实行观察、监督、指导。当将要禅位的老帝王确信其继任者有足够的治国才能与品格，又在百官和天下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威信之后，这才择日祭告天地、祭告于先祖之庙，正式交出所有治理国家的一切大权，老帝王就从此完全退出政坛而安度晚年。如此，就使得国家的权力交接，在自然平稳之中逐渐过渡，避免因政权交接之中社会出现动荡不安，以保证政令实施的连续性。

第三，与“禅让”相配套的还有其他制度

我们之所以认为“五帝时期”的帝位禅让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因为：第一，它有着一个治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黄帝所制定的“以民为本”思想在起作用；第二，它不是某一帝的孤立、偶然行为，而是整个“五帝时期”的一贯做法；第三，这种禅让都有着一个考察、任用、逐步交权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长期实施，它还有着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在一起实行着。

“智囊团”的建立。

为了尽量减少决策上的错误，整个“五帝时期”都存在着一个为帝王治国而建立的“智囊团”类型的机构，它分别由哲学、天文、医药、农业、军事等各方面专业人才所组成，历史记载称之以“帝师”。如被称作“黄帝师”的人有：风后、力牧、常先、大山稽、鬼臾区、大坟等；被称作“颛顼师”的有：大款、亮父、绿图、柏夷等；关于柏夷、亮父，《路史》等将其看作是两个人，《晋书·景帝纪》之说亦然。而《吕氏春秋·尊师》篇则载之为一人，曰“柏夷父”，《古史考》作“柏亮父”，未知孰是；被称作“帝喾师”的人有：柏招、舟人、赤松子等；其中“赤松子”的事值得怀疑，因为古神话中亦有这么一位，言其能入火受烧而不死等等；被称作“尧师”的有：子州、支父、尹寿、务成子等；“舜师”则有：纪后、许由、蒲衣等。

民意代表机构。

“五帝时期”为贯彻执行“以民为本”的治国之策，还设立有一个民意代表机构，史称“四岳”。此概以五方名山代称五方，帝王居中而治，就将代表东、西、南、北四方的民意代表机构以四方名山之称而称曰“四岳”。对于“四岳”，五帝时期史料不全，我们不知其全部情况，但从尧时的记载，我们知道这“四岳”参政议政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尧欲选任一个治理水患的官员，就此而向“四岳”咨询。“四岳”之长一致推荐了鲧。尧不同意，认为鲧这个人性情乖戾，干不成大事。但“四岳”之长们则一致反对尧的看法，说：这就怪了！你没有试用，怎么就知道他不行呢？帝尧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任命鲧治水。结果不出尧之所料，鲧的治水之法是到处滥堵，越治洪水为害越重……这个历史记载证明，“五帝时期”不仅有民意代表机构之设，而且是确有参政议政之权的。

黎民百姓的舆论监督。

在治理国家之中，要知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去民之所恶，为民之所需。建立民意代表机构，是施政的措施之一，事实上它也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一是通过这种渠道所听的民意，是间接的民意反映。且其代表面有一定的限制；二是这种机构不常设，则无法参政议政。而常设，一些民意代表必会长期脱离人民，其意见就必然会产生“失真”情况。所以，“五帝时期”还采取了另外两项措施：一是帝王五年一巡狩，直接巡视各地官员施政情况，直接同黎民百姓接触，听取百姓的意见；二是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各级官员直接提意见，如立诽谤木、置敢谏鼓之类具体措施。

所有这些措施，说到底，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凡人之本性，听美言而心悦，闻逆耳之言便厌恶：而人之为了个人的利益，则又都知顺情说好话，多说顺情美言，不去指责别人。对官员更是多唱颂歌，而不会轻易批评，以免招惹祸患。如此，一般的人要想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真实意见，特别是反对的话，应当说是机会极少，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做了官的人，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就更加突出：因为手中有权，要想听到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施政缺点、错误的真实意见，尤其困难！然而人之处世为人，若是不能听到别人对自己缺点、错误的批评，焉能及时改正缺点错误，取得进步？做官者听不到对自己执法、施政方面的真实意见，而听到的只是一片赞扬之声，岂不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如此，在早已出错而还昏然自得的情况下办事，焉有不办砸，不摔跤之理？

所以，中国的哲学首先就提出了在思想上不断地“反己”、“克己”、“自胜”、“无私”、“兼听”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学道首先是用来修习自己的心性，反己以存真，克己以复礼，自胜以自强，无私以增智，兼听以存明。只有上明于天道之反，下明于地道厚德载物，“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不断地“去私而立公”，才能够堪负重任，以成大业。正因为如此，造“圣”字就以一个突出耳朵听别人张口发言之形“ ”而为“圣”。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圣人。

五帝时代的帝位禅让制度，虽然存在着很多的缺点，如：只在皇族之中进行，普通的黎民百姓绝难企及；没有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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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乾·经文》。

  《黄帝经·经法·道法》。

权力制约机制，选贤一旦产生失误，便很难得到纠正；更重要的，这是一个掌权者上择下的权力交接机制，而不是黎民百姓都参与的下选上真正选举。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在距今的四千七百年至四千一百年以前的历史上，就曾经实行过这样以民为本的选贤任能制度，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历史事实！

正是这个存在了五百年左右的帝位禅让政治制度，以及其指导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后来的政治思想发展历史，无疑是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的，这也正是中华历史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根本性原因所在。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样一段历史，无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会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