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木”、“敢谏鼓”引出的问题

史载尧置“诽谤木”、舜置“敢谏鼓”，亦有说尧置“敢谏鼓”、舜置“诽谤木”的。在过去，中国人对此信之不疑；近世，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批判，很多人们对此以及许多先秦史事，则疑而不信。至于对此研究，并提出合乎于古史、启迪后世的科学论著者，则是根本见不到。这倒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中国人的思想被西方的思想意识给绑架了，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味地“疑古”，失去了自己的研究与独立思考精神！

我们已经说过，“五帝时期”治理国家的一切思想、方法、法令、制度等等，都是依“道”理为指导的。其中包括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制度、以道立法和以法治国等等。这些，都是由肇造国家制度的轩辕黄帝所制定、所倡导的。唐尧、虞舜立“诽谤木”置“敢谏鼓”，发动和鼓励黎民百姓向治理国家者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其指导思想就是“民为邦本”、阴阳相互感应、交流、渗透、依存的哲学道理。

现在，我们也可以称此为“政治哲学”。这些思想在中国的哲学理论中，都阐述得非常明白：

（一）民为国之根本

中国古代依照古典哲学理论认为，黎民百姓是为国家的根本，国家政治中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黎民百姓的总体性根本利益为考量，办一切事情都要作到顺乎民心，合于民意，政治生活要体现黎民百姓的根本意愿。只有明民、富民、强民、维护了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根本利益，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言以蔽之，执政者是替人民当家作主办理国家事务的。所以，轩辕黄帝就说：“吾畏天，爱地，亲民”，“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帝喾曰：“德莫高於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唐尧言：“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己）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也云：“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优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说者，情之导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调说和则民不变，法在身则民象，明在己则民显之。若乃供己而不节，则财利之生者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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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五子之歌》。

  《黄帝经·十六经》。

、  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吕望：《六韬·文韬·国务》。

  《管子·牧民》。

  《孔子家语·入官》。

（二）交流思想、上下同志

国家以人民为根本，是按着中国古典哲学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为依存、互为根本理论提出的。而阴阳的互动、互渗交流，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上下互动、互渗的思想、感情交流，才能实现上下同心，达到互为己根，互为依存的客观效果，从而实现民富国强目标的最终实现。所以，在中国的古典哲学理论中，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论中，对执政治国者与广大黎民百姓之间的互感、互引、互动、互渗就特别重视，并予以强调：“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将国家上下不交，也就是治国者与黎民百姓之间不进行互感、互引、互动、互渗式的思想交流，明确提高到失邦、灭国这样的高度来强调其重要性，无异于对治国者们提出的一个哲理性警告。所以黄帝言：“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心”，“尤为爱民，与天同道”。管仲指出：“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

  《周易·泰》。

  《周易·否》。

  《黄帝经·十六经》。

此天下之极也。”孔子也警告曰：“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此讲的是治国安民道理，而其体现得则是客观自然规律。对于客观自然规律，人们往往是忽视而难遵循的，特别是掌权治国者，极易因其手中有权而作威作福，将治国变为治民，不能够实行与人民主动地、诚心诚意地交流思想感情，以达上下同志，阴阳互动、互渗、互相依存。所以，实现真正的以民为本，就极易流于空言。这样，就必须制定以一定的法律、法规，建立上下交流、沟通的管道，以实行之，保证之。故，五帝时期就采取了若干制度性的措施，以为上下交流思想感情，由此而为知民情、知民心的途径。

其一，是建立民意代表机构参政议政，以作到代表民意影响和制约治国者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四岳”之长所设即为此类；

其二，规定治国的最高决策者主动深入民间倾听黎民呼声的制度，国君五年一巡狩者即属此类；

其三，建成立日常倾听百姓意见的管道性措施，黄帝立“明台之议”，尧设“诽谤木”，舜置“敢谏鼓”者，属此类。“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

（三）缺乏以权制权的历史教训

我们从各方面审视，认为五帝时代所实行的以人民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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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五辅》。

  《孔子家语·五仪解》。

  《古今注》。

的社会制度，就是一种原始的民主社会制度。

第一，这种社会制度的实行，是总结了黄帝以前为私利陷入社会野蛮纷争的历史教训，而采取的一种社会制度性的政治措施；

第二，这种政治制度是有科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而实行的；

第三，其措施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的。

只是，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上，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只有对掌权者事先挑选、考察、培养、任用机制，却没有对掌权者在掌握国家治理大权之后的监督、弹劾、罢免机制，也就是在治国者与人民这个阴阳互感、互动、互依、互根的统一事物中，没有能够发展成以民权制政权的权力制约机制，这就使得野心家夏禹被虞舜选为帝位继任者，并正式交权予禹后，他就疯狂地破坏了五帝时代（实际历经六帝七代）业已实行了四百多年的民主政治制度，而建立起父传子袭的家天下君主独裁制度。古史籍多有禹囚禁、并害死虞舜的猜测，不过都没有拿出历史的证据来，我们对此种无据之猜不能相信。但禹恨尧、舜杀其父，则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证，禹破坏了五帝时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确凿的历史事实。所以，历史就留给了我们这样一条深刻的教训：实行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制度，缺了人民以权力制约掌握政治权力者的有效机制，是不行的。这应该是法制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实行民主社会制度，需要以权制权这样的哲学理论，五帝时代的哲学家、政治家们应该是清楚的。因为，掌权治国之君为“阳”，黎民百姓为“阴”，阳者主动，阴者主静，要实现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上下通志、互依、互根，长治久安。阴与阳双方必须平衡才能守恒。如此，治国者手中有权，而黎民百姓没有法律赋予对执政治国者的监督权、弹劾权、罢免权，其互动就会因失衡而无存。只是，五帝时代想到了这种后果，却不能实行这样的措施。因为，在那样的历史上，通讯、交通等各方面的条件就妨碍了这种措施性制度的建立。而只能靠帝王对继任者以选贤任能标准进行挑选、考察、培养，而移交了治国大权后，他们大都很快就撒手西去，管不了以后的事了。

（四）以权制权势在必行

正因为“五帝时期”没有条件实行以下选上的制度以赋予治国者权力，也没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任何机制，所以，其最原始的民本政治，只是靠着执政者的自律而实行之，这种制度就没有保障。夏禹一上台，以个人私利建立起了以天下为私有的政权，“以民为本”就很容易地变成君本位的“惟皇作极”。

家天下的独裁统治，从根本上就违背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如此，执政者为私利，首先就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与全天下黎民百姓争利益的地位上，而且是用手中所掌握的治国大权来同老百姓争利益。如此，这种掌权者客观上就已成为人民的公敌。这样，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同性相斥的矛盾与斗争关系了。统治者要与人民争利益，就必然要任人唯亲，而不会任用贤能，其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这个目的，就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为组织保证，分封家族成员、亲信为朝庭要害部门大官、为小国诸侯、为地方官，就是这方面的具体——————————

《尚书·洪范》。

体现；

掌权为私利，就不会说真话给黎民百姓们听，为了自己权位得以保障，就要大树自己的权威，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因此夏禹就要鼓吹“君权神授”思想。夏禹将自己炮制出来，把抵制当时社会上原有的民主政治思想、而为自己的奴隶独裁统治作说的东西，假托为天神所赐，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以愚弄人民，就是历史之证；

治国为自己的私利，就绝不会提倡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而是要宣扬君本位，夏禹在《洪范》中大肆宣扬“唯皇作极” 论就是明证。其文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时人斯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这些话，都是夏禹假借“天神”说给黎民百姓听的。其意为：皇帝要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极尊地位。凡任何天下之庶民，都不得结党，也不能显示自己有何品德，只有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上天以寒、暖、风、雨、燥，福、寿、富、康、考布之以天下庶民，赐给你们以保皇权……所以，世人对惟有皇帝才能享有的独尊、独贵、独权、独威，是不可以有半点伤害的，而要敬畏其高明！

执政治国者，其全部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骑在黎民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夏禹就要宣扬君主“作福、作威、玉食”的天然合理论。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己）而家，凶于（君）而国。人用则颇僻，民用僭忒。”“惟辟作福”就是只有帝王才能随己之意赏人。“惟辟作威”就是只有帝王才能随己之意愿而罚人、杀人。这当然不是讲法制，而是强调皇权至上“以意为法”、“以言为法”的君主独裁，就像禹之杀防风氏，随便给你按上一个“罪名”，就可以杀掉。这就是“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而且还得“谢主赐死隆恩”之源头！

掌权为私利，治国者与黎民百姓争利益，最终就在同性相斥的怪圈中翻跟头，一股趁乱而起的力量以流血的方式，推翻腐败的政权，建立起一个新的，实际上则又是等待着再因腐败被推翻的政权。中国的历史就是如此循环不已地滚动到了现在。

所以，要想实现长治久安，跳出“腐败→被推翻→再腐败→再被推翻”这样一个政权更趃的怪圈，只有建立起人民可以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员，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制约的一整套科学、合理、配套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避政权流血更替的社会动荡。

现在，在网上，我读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某地政府规定：各级各部门一律不得出现人员上访事件，对发生人员上访问题的单位和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制，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颇感惊诧：所谓上访，按我理解，是指基层群众遇到了困难和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后得不到有效解决，从而向更高一级政府和部门申诉的行为；或是指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在基层得不到有效落实，从而向更高一级政府和部门反映情况的行为。“不许上访”，是不是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想听到基层群众的呼声？是不是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想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呢？

 “相传上古时候的尧帝很具仁心，担心黎民冤情不能上达，所以设立诽谤之木、敢谏之鼓，鼓励群众提意见。诽谤之木，就是在门口立一个木板，上边可以自由留言，类似现在很多单位门前挂的意见箱。人们通过这种方式给尧帝提意见，议论政令得失，提出合理化建议。”

 这样的文章，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没说到实质上。某一个地方政府，就一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么？他们如果是只重视个人的利益，也甭说搞不搞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就是单单只看重了个人的所谓“政绩”，他都不会允许人民上访。已被调查的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2009年3月，曾把6名职工代表叫到办公室谈话，说：“你们追回国资还不是上交国家，这跟你们有屁关系？……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还是得转回到我这儿，中央还是得靠我们干活。”这话，听起来使人气愤，看了，使人感到恶心。但是，他说得却是实话：由于我们的民意反映制度不够健全，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事：一个村民受冤后告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的状，即使他上访到了中央，也自然不会由中央官员亲自查处，而是一级级按组织系统往下转案子，最后是转到了这位村民要状告的党支部书记手里，想想看，这会是个什么结果么？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性改革，业已不是一般性修修补补的改革，而是真真要啃硬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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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淮水安澜》网的《淮网资讯》之《网罗天下》所发《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作者：茗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