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帝的德治与法治

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一个累积式的渐进过程，而绝非一蹴而就。中华民族的文明时代，是自轩辕黄帝肇造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之后，以道制礼仪，以道制法律，开始了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社会治理。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刑德相养”理论，用以指导社会实践。轩辕黄帝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惟道是行。明道以唯，时反以为机。天道环周，于人反为之客。”

“刑德相养”的观点，源于执道治国这个宗旨。“一阴一阳之谓道”，故执道治国，说到底就是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相反相成之哲理，调整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使之阴阳调和、平衡，充满生命的活力，以便和谐地、蓬勃地向前发展。故运用阴阳法则是其根本性的方法，因而有文有武，有张有弛，有顺有逆，有开有阖，刚柔并济，刑德互补，互为根本，不相偏执。这就是，一方面要加强社会道德文明建设，教育人，感化人，提高人民的道德素养，使人民树立科学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明理而守法，克己以奉公，除违法犯罪于未发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犯罪率。更对道德风尚表现卓著者予以表彰，使之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则要深入进行法律宣传，加———————————

《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强执法力度，依法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使违法者及时得到应有的惩罚，使欲以违法不轨者感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使全社会都切实感到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做到德治与法治互为影响，相得益彰。

反之，重德治，轻法治，则道德教育便会显得苍白无力，一味地行“仁政”而少惩罚，就会造成姑息养奸。为上者不作为，在下者就会胡作非为；重法治，轻德治，则又会形成不教而诛式的刑法滥施，罚不胜罚。因为重刑而任法，便必然流于“暴政”之指，不得民心。黄帝因为极其重视哲学道理的传播，所以能够明民而治。但在客观实际上，则并非人人都能如圣哲，由是，论“刑德相养”之际，便生感慨：自然规律从天上到地下无所不在，人们不明白其道理，则只能去被迫地遵从这些自然法则了！

到了唐尧、虞舜时期，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更有大量的历史事例可以证明。

（一）虞舜帝的德治

虞舜帝的以德治天下，首先是有始祖轩辕黄帝“刑德相养”的理论指导。其次，是出于虞舜在特定环境之中克己修身的自我捶炼，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虞舜在盲父不慈，继母不爱，胞弟不恭的家庭中，以孝闻名而受到唐尧帝有意选为帝位继承人，从而下嫁娥皇、女英之后，瞽叟等对舜的迫害也并未因此而停止，其迫害手段实在令人切齿：瞽叟令舜去抹库房，待舜上了房顶后，瞽叟则撤去梯子，放火烧库房，想以此把舜烧死。当虞舜以智慧逃过这一劫之后，瞽叟又令其挖井，想在挖到一定深度之后，从上面填土将其活埋于井下。虞舜以其智慧一次次地躲过了这些杀身之祸后，并未记恨于父母与胞弟，而是依然如一地孝顺于父母，谦爱于胞弟。这些，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一种大德。所以，其在帝尧任命为职官，继而摄政，直至继尧为帝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首以德治，教化黎民百姓，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尚书·舜典》载：“尧闻（舜）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敍；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一方面是在于舜的聪明睿智，而更加要紧的，是他人格魅力所致。“纳于百揆”即是掌管揆度百官议事、任用之职，凡舜所举荐及任用者，如八凯、八元，都感于舜德，在其司职之中，都言而有物，行而有度，庄重肃穆，利国而益民。

虞舜帝以德感化三苗，是舜以德治天下的典型事例：禹治水毕，虞舜透露出将以禹代行摄政之意后，禹就提出自己威望不及皋陶德播天下，恐民不依。又言治水中苗民顽而不按时完工，请舜授权以征苗的问题。虞舜对禹的动辄进行杀伐以树己威，很不以为然，因此而不许。曰：“以德可也”。此后，舜对苗民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虞舜恐以后禹兴杀伐，遂迁苗民一部于三危，其余三苗南迁至彭蠡之间。此正如吴起所说：“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历史上，虞舜的以德治天下，是史家赞不绝口的。《淮南子·原道训》对虞舜作了这样的评论：“昔舜耕于历山，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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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绎史》引《韩诗外传》。

《战国策·魏一》。

而田者，争处墝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徒祼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

（二）虞舜的法治

德治与法治是互为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缺一不可。中国自轩辕黄帝之时起，就以《易》道哲理为指导，行中正，理阴阳，制以法度，用在纠偏。纠而有度，使之公正、公平、阴阳互依，守恒以久。因此，黄帝曰：“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贤不肖并立，谓之乱；动静不时，谓之逆；生杀不当，谓之暴。逆则失本，乱则失职，逆时失天，暴则失人。失本则亡，失职则浸，失天则饥，失人则疾。”

虞舜帝受尧禅予帝位前后，同样重视以法治国。《尚书·舜典》载：舜即帝位后，“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虞舜帝的以法治天下，亦是遵偱着轩辕黄帝的“执法有度”、“正名求实”观点而施行的。正名求实，即于实事之中求其是，反对执法轻率，定罪名实不符，赏罚不公、不平、失度的行为。《黄帝经·经法》是这么说的：“物各有其本性，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有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因而，《十六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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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经·经法·君正》。

  《黄帝经·经法·四度》。

理》篇又言：执法之中“必审其名，名正而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结，是谓究理。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虞舜的执法有度，是有着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

《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 ‘鲧可’。尧曰：‘鲧负命圯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舜摄政之后，向尧建议，依法治鲧治水越治越乱之罪，而举鲧之子禹继父治水。禹治水成功后，舜又选贤禅帝位于禹。

舜的法治如何？我们联系古今事例，便可使问题变得清晰、明白：

第一，舜之治鲧治水非但无功，而且越治灾害越大之罪，是从国家的利益、百性的忧患角度出发的，刑之适当；

第二，舜之治鲧之罪，并未进行株连，他治罪于鲧，却举荐鲧之子为官而继父治水，其核心性的考虑，就是认为禹一定会伤父治水无功受诛之痛，全身心地奋力治水。这件事的本身，既表现出了舜的迢人智慧，同时又于实事之中求其是，执法而有度；

第三，舜治罪于鲧，鲧子治水有功，则选贤禅让帝位与鲧之子，而不传帝位与己子，舜毫无私念。他一是以天下为公，行事无论大小，都从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没有半点以权谋私的行为；更重要的，他以为鲧之有罪即诛，鲧子有功即选贤禅予帝位，都是应当的。就连鲧子受禅掌权、自己退休后，鲧子会不会报杀父之仇都不加考虑！这种以天下苍生利益为最大利益的坦荡胸怀，真是天日可表！所以，后世以“尧天舜日”而颂唐尧、虞舜的历史功绩，是适当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也是一个执法守法、天下为公的问题。

执法者是否守法，事关法治能否实行，尤为重要。故黄帝言：“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为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管仲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因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为大治。”

虞舜帝的德治与法治，存之于历史事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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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经·经法·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