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木”体现的政治思想

《尸子·卷下》曰：“尧立诽谤之木”；晋·崔豹之《古今注》载：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如华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柱也。”《帝王世纪》、《吕氏春秋》、《文选》等书，亦有相同或相近的记载。

对于唐尧、虞舜史事，也同黄帝、颛顼、帝喾史事一样，自春秋以来，就多有不同的看法。到了近现代，则发展更甚。为什么？因为自夏禹破坏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政治制度，建立起“父传子袭，以国为私”的政治制度以后，人们便习惯于依后世之事想当然地以推理而解释前史。由此，对于“五帝时期”的许多史事就不理解了：对于唐尧、虞舜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事是如此，对于其“立诽谤木”、“置敢谏鼓”，鼓励老百姓对自己执政之失提意见，亦复如此。虽然，持怀疑态度者找不到什么历史证据，但也都还是要举后世事例去进行推论，去进行怀疑，去进行否定。所以，对于唐尧立诽谤木的史事，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要从“五帝时期”的政治制度，以及其所体现的政治思想上，来做一个论述了。

所谓“五帝时期”，实际上前后经历了八位掌权执政者，这就是轩辕黄帝、少昊（青阳）、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唐尧、帝虞舜、伯禹。所谓“五帝”之谓，是按后世祭祀标准选择了五位可祭者而衍生出来的称谓。

“五帝时期”的政治体制，是由肇造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轩辕黄帝创立的。而其指导思想，则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也就是中国古代一贯所称的“大道”。轩辕黄帝创立此种社会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从宠信的大臣蚩尤掌握了一定军权而叛，自己亲弟弟姜榆罔为着一己私利的争权为乱之教训，所设计的选贤任能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我们若以古称，可称其为“民本制度”，类比于现代之辞，则可呼之以“民主制度”。

中国古典哲学将事物中既相互对立以区分，又本质上存在着互感而动、互交而渗、互为依存、互为己根的对立统一双方，以“阴”、“阳”为表述用语。如国与家、君与臣、君与民、上

与下、父与子、夫与妻等等，都是阴阳互依关系。所以，从哲学理论而言，民贫则国弱，民富则国强，有民才有君，无民则君亡。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君以民为安身立命之本。所以，作为受民命而治理国家者，就要时刻不忘爱民、亲民、富民，以顺民意，以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统治者只有爱民，那才是真正地爱惜自己，爱惜自己的君位。这就是“以民为本”治国思想纲领提出的哲学理论依据。所以，民本思想与现在的民主思想，既有其相同、相类似的方面，也有着不同的方面。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统治者依照哲学规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来用之以自省、自律、而“克己”的，而不是用作宣传说给黎民百姓听，用以争取民心的。这个情况是由中国古典哲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古典哲学的特点，就是谁学谁用，用以首先改造自己，以便使自己更好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情，这就是只有“克己”，才能“复礼”的道理。而近代的民主思想，则是人民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来的，是要从统治者那里通过斗争而争取的。所以，歌词中才有“争取人民民主”中的“争取”二字之用。由“受民命”而提出“以民为本”思想以自律，要做到真正地“以民为本”，其接下来的具体行为就是要“去私立公”、“贱身贵道”、“选贤任能”、“轻国重士”、“爱地亲民”。这些思想，都是统治者站在自己的地位、立场上而提出的，是与“以民为本”相一致的哲学观点。

去私立公观点：

受民命而治国，就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人民。所以，对统治者自己而言，就时刻存在着一个“去私而立公”的重要问题。黄帝将统治者，称作“执道者”。就是因为，按照中国的哲学理论，国家的一切政策、法令、法典、法规、礼仪、制度等，既不是按照统治者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制定的，也不是以某个特定阶层、集团的利益而行制定的，而是按照“道”——客观自然规律而行制定的。故治理国家的一切措施，都不外于让社会上所有的人，都遵从客观自然规律，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依据，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天下为公、天下文明的理论依据。唯其如此，黄帝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对治国家而执法者，无私，便能公正执法；心存私欲，必将违法而废政。所以，对于治国而执法者，去私立公，便是第————————

《黄帝经·经法·道法》。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黄帝经》。

一要务。因此，就提出：“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的理论。又说，“道虚无形，其督冥冥，万物之所从生。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欲必动，动有害，曰逆，曰不称，不知所为用”，因为这公与私“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祸福同道”。“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当密察于万物之始终，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这就是后世“公正廉明”、“执法无私”等为官标准理论的由来。

要求执法者去私立公，就不是要求他们代表所谓统治者的利益，也不是要求他们代表被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全社会人们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尊道贵德的哲学问题。因为，执法就是执道，对执法者的惟一的终极性的要求，就是依法行政，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代表了全社会人们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公”的涵义。

贱身贵道观点：

贱身贵道观点，是去私立公观点本质性的进一步深化。由此而提出一种去私立公的具体行为准则。贱身贵道，就是克己而遵从客观自然规律。此观点明确地告诉为官执法者，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执法行令，八面威风。而是要把自己看成一个最普通的百姓，同样要奉公而守法，因为法律是依客观自然规律而制定的，是神圣而不可以冒犯的。徇私枉法，就是逆道，逆道必受自然规律的惩罚。为私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原本应有的利益丧失掉。因为，“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逆而异礼。审知逆顺，是谓道纪。以强下弱，何国不克？以贵下贱，何人不得？”所以，“古之贤者，道是之行。知此道，地且天，鬼且人。以道居军，其军胜；以道居国，其国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昏聩无道，遇难无助。遇难而无助，必遭败亡。由此而言，贱身贵道，是一种从客观自然规律引出的深入浅出、简明易懂的科学方法，其终极性的目的，还是一个从“以民为本”为前提，对从政官吏所提出的行为要求。

选贤任能观点：

选贤任能的观点，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着类似的地方。不过，选贤任能观点则是把尊重人才和其道德联系在一起，和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的。“贤”的标准在古代是将知识和道德放一起作总体衡量的，只有专门知识而缺乏道德修养，是不能被称之为“贤”的。而选贤任能的重点，又是放在“任”用上的。因为，对于人才只讲尊重，而不实际选拔任用，便毫无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在《黄帝经》中，就把人才和国家相比较，而作辨证性论述：“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道，故功得而财生。”反之，“不重士，去师道，无以建生。”譬如战守之道，就是“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禁之备具。”若“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恃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御，是谓身薄。身薄则殆，以守不固，以战不克。”所以，黄帝治理国家，问道于广成子，师于风后，以学伏牺之道，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各方面人才汇集的“智囊团”，其本身就是选贤任能的具体体现之一。其成员大致为：风后、力墨（有史籍作“力牧”）、鬼臾区（《史记》作大鸿）、大山稽、常先（姬姓。常者，以封邑为氏）、封钜等。

爱地亲民观点：

爱地亲民，是“以民为本”的最直接体现。在黄帝之际而言，爱地亲民，是其所制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伦理、道德、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一整套治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各个方面都必须遵从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这是一个按照哲学理论，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实际主要为农业生产而提出的理论。黄帝认为，民为国家之本，而土地又是人民得以生存的根本。因而提出了其时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平均土地，使民同利；毋逆天时，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反对大造宫室，特别要禁止春夏动大的土木工程；赋敛有度，使民致富；禁止奢华生活，反对藏金积玉等。黄帝说：“夫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王者，不重地则失其根，不爱民则失其本，“尤为爱民，与天同道。”

关于黄帝与中华文明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黄帝时期是中华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如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轩辕黄帝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华文化的源头，就是黄帝文化。但是，具体到黄帝的政治思想，黄帝时期的政治制度，则很少有人谈到，甚至还有对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禅让，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者。

唐尧之所以立诽谤木，就是按着轩辕黄帝的民本思想，充分听取黎民百姓对于国家治理方面的意见，就是要充分听取黎民百姓的生活感受，以便检讨自己施政之失而改进之。这是唐尧在执行“以民为本”的思想中，在民本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一项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创举。唐尧当初为倾听百姓心声而立的“诽谤木”，后世演变为华丽的装饰物，立在皇帝的宫门之外，以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其本身就是对集权独裁政治制度的一个历史性讽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