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尧对民本政治的贡献

唐尧对于中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民本政治制度建设，是做出过历史性的、卓越的贡献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我们无论对其如何评价，都不会过高！

以轩辕黄帝为肇始的民本政治制度，至唐尧、虞舜时期，业已发展到了很高级的程度，正是由于唐尧的努力践行，不论自夏禹以来父传子袭、以国为私、独载专制的社会政治绵延多久，却始终不能掩盖“五帝时其”这个“大道之行，选贤任能”的实际社会历史。反而，后世为了争夺帝位而子弑父、母杀儿、兄弟相残的血雨腥风表现得愈加惨烈，而人们对五帝时期以民为本、选贤任能社会政治制度就愈加心向往之。对此，唐尧的历史贡献，犹如一座丰碑，永远地树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掌握到了治国大权，能够不搞任人唯亲，不搞“父传子袭、以国为私”的家天下，而是以人民利益为国家的根本，采取选贤任能的政治制度，这对于国家各级官吏、特别是掌权治国的帝王，在公利与私利、为别人与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权力运用上，就是极难作到的。因此，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在权力还远远做不到有权力加以制约的时候，能不能真正以民为本、选贤任能，实行民本政治，对于实际掌权者，就是极端重要的一种政治修养与品德考验，是真知“道”与假知“道”的试金石。正因为如此，轩辕黄帝就把人才和国家相比较，而作辨证性论述。他说：“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道，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令行；令行天下，而天下则之。”反之，“不重士，去师道，无以建生。”“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

唐尧在选任能，进行帝位禅让上，处处显示了唯公无私的高尚品德：尧有十子，嫡长子曰丹朱，尧认为其品德不济。所以，唐尧根本就没有想过将帝位传于己子的问题。尧在帝位继承者的选贤上，是不拘一格的：

最初，唐尧是想把治理国家的帝位传给人所共知的贤士许由的，结果却被许由给谢绝了，许由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

许由不干，唐尧就想到了国家民意代表机构的“四岳”，看其中有无贤能者可以接替自己。他对四岳之长言：“我居帝位治国己经七十年了，你们之中，有谁能顺应天命而接替我吗？”

四岳之长们都说自己德行不够，接掌不了治国的大权。尧又让四岳推荐他们亲朋好友之中有德有能者。大家便推举了普通百姓中的光棍汉姚重华，并讲述了这位后生的品德。唐尧说他也听说过这个人。于是，为了国家与老百姓，唐尧慎重地对舜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与培养：

一、尧对舜进行微服私访式的考察，亲到舜所耕耘的历山茅屋之中见虞舜，进行“面试”式的谈话。亦有的古籍，如《公孙尼子》说是尧去黄阳山下见正在放牧的舜。尧与舜谈礼，舜——————————

《黄帝经·经法》。

《黄帝经·十六经》。

《庄子·逍遥游》。

之所论乐而不逆；尧与舜语以政治，舜之所言至简而又易行；唐尧进而与舜论道，舜之所言广大而不穷。其云：从道必吉，

反道必凶，如影如响。

二、唐尧对于与舜的谈话，虽然很满意，但为了国家，为

了黎民百姓，他还是非常谨慎的。这种为选贤而敢于大胆破格，

为破格选贤而又极其谨慎，贯彻于帝位选贤禅让之始终。为了进一步实际观察舜的品德与能力，就决定下嫁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与舜为妻，以便长期对舜治家、相妻德能的观察。同时又派九男跟随于舜，以观察他对于社会交往方而的所作所为。

三、当尧看到娥皇、女英在舜的影响下孝顺长辈、恪守妇道，随舜之九男也从舜的言行举止中学到了很多处世哲理，很高兴。在此之后，唐尧又考察舜对于官员的管理能力。“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编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

四、当唐尧对虞舜的一系列考察，都使尧非常满意后，在决定赋于舜重大权力之前，又测试舜遇到大的疑难、灾变面前有无镇定自若的处置能力，这就是在暴风雷雨天，使舜入山林川泽，验其生存的行为与智慧。结果是“舜行不迷”。于是，唐尧“命虞舜摄行天子之政”，自己退居二线，从旁观察舜的治国能力。最后，认为舜完全有治国的智慧与能力之后，才决定正式禅位。

唐尧对于不传帝位于己子，而禅帝位于虞舜的事情上，是这样回答人们的质疑的：“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

《尸子·卷下》。

《史记·五帝本纪·尧典》。

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治理国家，就要时刻考虑国家的利益，就有一个时刻都存在着一个“去私立公”的重要问题。唐尧在践行以人民为本位的选贤任能政治制度上，是古往今来第一公而无私的帝王。唯其如此，史家就忘情地赞扬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轩辕黄帝建立以民为本的政治制度，对治国者提 出了一个“贱身贵道”的观点。贱身贵道，就是克己而遵从客观自然规律。这就要求治国者必须把自己看成一个最普通的百姓，而不能将自己高高地凌驾于人民之上。因为，对于统治者而言，广大的黎民百姓就是天，为自己，显高贵，欺压黎民百姓、徇私枉法，就是逆道而违天，逆道违天就必受自然规律的惩罚。为私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原本应有的利益丧失掉。因为，“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逆而异礼。审知逆顺，是谓道纪。以强下弱，何国不克？以贵下贱，何人不得？”所以，“古之贤者，道是之行。知此道，地且天，鬼且人。以道居军，其军胜；以道居国，其国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昏聩无道，遇难无助。遇难而无助，必遭败亡。由此而言，贱身贵道，是一种从客观自然规律引出的深入浅出、简明易懂的科学方法，其终极性的目的，还是一个从“以民为本”为前提，对从政官吏所提出的行为要求标准。唐尧遵从黄帝“贱身贵道”之教，体察民情，一生从无丝毫傲言、从无自以为是之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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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经·经法·四度》。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说：“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为着倾听黎民百姓的意见，将执政者的一言一行置之于普通民众的监督之下，他还在通衢大道树立“诽谤木”，鼓励人们向他提意见。对于国家大事的处理，他都要首先听取“民意代表”“四岳”之长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

尧时的“四岳”，是一个以东岳、西岳、南岳、北岳而代表国之四方为名称，所建立的一个民意代表机构，他并不是现在有人理解的某个人。唐尧在治水、选贤禅让帝位等许多重要大事上，都是事先征询四岳之长们的意见。有时候唐尧与四岳之长的意见不一致时，他还能放弃自己的意见，而按四岳之长的意见办，从不独断专行：

例如，尧欲选任一个治理水患的官员，就此而向“四岳”咨询。“四岳”之长一致推荐了鲧。尧不同意，认为鲧这个人性情乖戾，干不成大事。但“四岳”之长们则一致反对尧的看法，说：这就怪了！你没有试用，怎么就知道他不行呢？帝尧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任命鲧治水。结果不出尧之所料，鲧的治水之法是到处滥堵，越治洪水为害越重……后来，尧听从了舜的建议，依法惩处治水无功反而造成更大灾害的鲧，而任命了鲧之子伯禹治水。这个历史记载，不仅证明了尧有民主精神，同时亦明了“五帝时期”的民意代表机构之设，不仅有名，而且有实，其参政议政的权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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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新书·修政语》辑。

轩辕黄帝有一个思想观点，叫做“爱地亲民”。“爱地亲民”

是“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最直接体现。治理国家，没有赋税不行之制不行。没有赋税，就不可能养活既不种田、又不做工、而专门管理社会的一批人，没有社会管理，社会秩序就会乱，社会秩序混乱，就不符合广大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的基本利益。但是，实行税赋之制，则不能搞苛捐杂税，敲榨、盘剥黎民百姓，而是要做到赋敛有度，使民致富；由此，更要禁止治国者过奢华的生活，就要坚决反对国家管理人员藏金积玉等行为。黄帝告诫官吏：“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 五帝时期，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其时已有宫室瑶台之建，而尧之所居，则是与平民一样白屋；当时已有蚕丝绣制的黼黻之衣，而尧则穿与平民一样的蔴布大衣；而当时宫中已能食用山珍海味，而尧则是过着粗茶淡饭的平民生活；在尧之前，帝王、官员出行已乘大驾高车，而尧则坚持“素车玄骑”

正因为如此，孔子感叹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蕩蕩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孔子以一位精通历史的教育家、哲学家之眼光，对于这一段历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

《黄帝经·经法·四度》。

《尸子·卷下》。

《论语·泰伯》。

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孔子对历史是有一定的研究的，他是将“五帝时期”与夏、商、周三代作比较，以“大同”与“小康”而作评说这番话的。在中国古代而言，人们都明确地知道孔子这是对“五帝时期”民本社会政治制度的赞扬；但是到了近现代，在一片疑古、非古、批古的风气之中，有人却闭眼不承认历史、进而篡改历史，以附合其学习西方的某种“理论”，硬说孔子这是谈一种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等等。

如今，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检验，学术界又才开始认识到，“五帝时期”已经是中华进入到了社会文明的时代。轩辕黄帝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华文化的源头，就是黄帝文化。但是，具体到黄帝的政治思想，黄帝时期的政治制度，则很少有人谈到，甚至还有对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禅让，社会民本政制度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者。这很有些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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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引。

张岱年：《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载于王俊义、黄爱平主编的《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