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频跳槽专告企业违法用工，‘碰瓷式维权’引发争议”。这是近日法制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1]

 自称“维权狂人”的方某是浙江省宁波市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2006年5月，方某在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的一家服装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了不到3个月，他就以单位未支付加班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然后是仲裁、诉讼，最后单位败诉。此后，方某把这种维权方式用到了他工作过的每一家企业。3年来，方某在11家单位工作过，打了11场劳动争议官司，大部分纠纷都是在他进用人单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而且最终几乎都是用人单位败诉。

 无独有偶。40多岁的刘某也像方某一样是一名“职业诉讼者”。2008年，刘某自称有技术，到一家铸造企业担任工程师，而且主动向企业提出不签劳动合同并把工资基数定为5000元。企业很快发现刘某根本没有他所说的“技术水准”，于是让他走人，刘某便要求企业支付双倍工资和加班费10多万元。经过仲裁、诉讼，刘某虽未获得他所提出的全额补偿，但仍拿到了几万元。不久前，刘某又在另一家企业当了一把“维权先锋”，同样“获利”万元。[2]中国正在出现一群以“维权”为职业的群体。这个群体所使用的方式是“碰瓷式维权”。从各种报道来看，这个群体所获甚丰。

 将职业维权演绎的最轰轰烈烈当属 “史上最黑马农民工事件”。在一篇被命名为《黑马宣言》的长诗中，黄伟木作了这样的描绘：

 悄悄地 

 黄伟木走了

 正如他悄悄地来

 可他挥一挥衣袖 

 竟扬起了漫天尘土

 他一脸豪迈地走出汇晟大门

 却在回眸刹那间 

 汇晟的上空顿时风云变幻满布乌云 

 此时的汇晟大楼已然山雨欲来风满楼 

 必将难逃一场暴风雨的颠覆和洗礼

 黄伟木疯了 

 他沉寂了近半年后 

 竟爆发般地将汇晟诉诸于法 

 他更是将法证公之于众 

 他要在万众瞩目的网络上

 向汇晟家族公然下刀 

 职业维权者的豪迈跃然纸上。与之相对应，我们也可看到企业的狼狈。“你放过我们吧”这有时是企业方发出的声音；劳动者有时也会发出“我放过你”的声音。

 先看“我放过你”的说法。黄伟木仲裁以胜诉告终。2008年10月14日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定，确认黄伟木与广州汇晟服饰有限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并依据这一事实，裁决用人单位须向黄伟木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及加班费之和的二倍差额11606.32元，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893.91元，以上合计12500.23元”。对于完胜的结果，黄伟木并不满意，表示要继续提起诉讼，以争取更大的利益。[3]突然降临的经济危机才使其打消了继续诉讼的念头，并表示了对企业的宽容。“我要说的是，我撤诉是表达对汇晟的宽容，而不是纵容。”[4]

 再看“你放过我们吧”的说法。“我进的第六家单位和第五家单位的厂长是同一人，进厂20多天后我们碰见了，他认出了我，让我别干了。厂长的母亲当着我的面说，‘我们厂小，你放过我们吧’。”方某对记者说。记者了解到，自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大多数企业对方某这样的“职业诉讼者”显得无可奈何。多数企业主担心，如果案件处理不慎引发群体性诉讼，轻则毁了企业名声，重则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因此，一些企业主选择主动赔钱息讼了事。[5]

 显然，职业维权者作为一个群体，其出现是与《劳动合同法》实施有关。对于这一点，黄伟木做诗一首，说的更加清楚：

 零八年初，知新劳动法施，喜!

 两会间，闻张委提缓新法，怒!

 环顾四周诸多用工者,欺压劳工如故而不思改,哀!

 又知胡小燕等三劳工代表,首赴京都共商国是,乐!

 三月五日，南都社论，称劳工有束缚，劳资无辩论。

 阅罢，热血翻滚，顿生一计，意以非传统之策而起，为劳工权益正名。

 遂觅得一血厂，潜伏其中五月有余。期间渗透基层劳工，集得充分法证。

 又意以此举，彰劳法之威，唤劳工权益之觉醒是也现将此血厂诉诸于法，更将法证公之于网，欲借网友之力，顺得胜诉。

 媒体这于这首诗是这样解读的：2008年3月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劳工有束缚劳资无辩论》，指出“劳工权益被虚假地代表，被多方面束缚，被习惯性漠视”；“劳工利益代言人的缺失在于资方的咄咄逼人，劳方的隐忍谦卑，以及政府的力有不逮。”黄伟木阅读完这篇社论后，萌生了一个创意。决定以身卫法，用媒体和网络的力量来改造一家“血汗工厂”，并靠这样的行动支撑起发自社会底层的声音。[6]

 何谓“萌生了一个创意”？黄伟木、方某、刘某起诉时，主要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这是一种双倍赔偿制度，包括双倍工资、双倍经济补偿等双倍损失，例如事实劳动关系的双倍工资、违法解除的双倍补偿等等。黄伟木曾将这种惩罚赔偿制度形容为高利贷。这些报道在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信息：违反劳动合同法，就等于欠下了高利贷，这是劳动者可以随时依法向用人单位收取的法律上的高利贷。《劳动合同法》公布后，全国事实劳动关系的诉讼快速增长。哪怕在新彊这样法制意识普遍不算太高的省份，劳动合同法实施不久，乌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的一名仲裁员告诉记者，仅讨要双倍工资的案件，2008年一年，该院就受理了上百起，只有五六起案件，劳动者的诉求没有得到支持。[7]正是在这种所谓的法律高利贷面前，才会出现“我放过你”或“你放过我”这样的说法。也正是这种所谓的法律高利贷的存在，催生出职业维权者。

 如何评价这种现象，这是我们下一次的话题。在开始下一个话题前，笔者想起一个外国的笑话：大坂瑞穗的儿子病了，高烧不下。她听说有一个专治退烧的医师，便派人花重金把他请来。医师到了，摸一摸瑞穗儿子的脉搏，留下药，说：“药到病除！”转身便走了。瑞穗儿子吃了他留下的药后，第二天早晨便死了。瑞穗跑去质问庸医，庸医回答：“我是专治退烧，可不管死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