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的汉学家马悦然，近日在上海透露，他经常收到一些中国作家的来信，内容不外乎是请我翻译成瑞文和英文，推荐评选诺奖之类的。“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我都退回去了。后来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除了莫言之外，又一位山东的文化人被诺贝尔奖评委“提名”了。现在这位“山东文化干部”，成了网民追问的对象，很多人甚至呼吁马悦然先生公开其姓名，以捍卫诺贝尔奖的公信。表达想获诺奖诉求的同时，送画、古书，提前“预支”奖金，这的确是有行贿的嫌疑。而鉴于其“干部”的身份，其“很阔”的身家是怎么来的，其送的画和古书是什么来路，也颇让人好奇。

不过，诺奖毕竟非公权机构，评委是否公开这些潜在的“行贿者”，外人也难以强求。如真要较真，有关部门倒是应该以此为举报线索，甚至可向马悦然先生求助，找到这位“山东文化干部”，回应民众质疑。

在未知其身份之前，也不妨将之当做一个典型剖析。“文化干部”这个称谓，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如果说这“干部”是为文化人服务的，在中文作品在国外翻译状况很不理想的现实面前，作为“文化干部”给诺奖评委写推荐信，如果要求多翻多关注本国文化人的作品，才符合其身份，但他“跨洋行贿”，谋求的却是自己获诺奖夺名誉。获诺奖都只顾自己冲锋在前的“文化干部”，不知道其对文化的助益在哪里？这个给诺奖评委行贿的“文化干部”是谁，固然值得追问，但像这样“很阔”，甚至有资本跨洋行贿为自己谋利益的“文化干部”还有多少？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作品获得国际的承认，但中国文学要真正“和国际接轨”，恐怕离不开制度等各方面的“接轨”。写信、送书画这样让诺奖评委反感的举动，绝对不是个别人的素质使然，而是萌芽于现有的制度和行事规则。一些“文化干部”在国内习惯了这样的做法，并且很可能有所收益，他们才会想到去“发扬光大”。就此而言，诺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文化干部”们的丑陋——想获奖，先洗心革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