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试行)》今起公开征求意见。卫生习惯不好的保障房住户要小心了，不小心吐了七次口香糖，也可能面临被收房的危险。这些轻微违规行为还包括乱扔果皮、纸屑、烟蒂等，在公众地方随地吐痰、便溺，在公共场所焚烧纸钱、元宝、柴火，乱停、乱放机动车辆、单车、残疾车等，都将被扣3分。扣20分，房屋即被收回。

易中天先生最近接受媒体采访说过一个观点，政府不该管道德。因为政府管道德，无非担任两个角色，一是倡导者，二是仲裁者。如果要当倡导者，官员就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否则一旦出现贪腐，会导致政府威望尽失。如果要当仲裁者，则容易利用手中公权力把道德裁判变成“法外施刑”，把有道德污点的人变成“过街老鼠”。（详见易中天博客）

不得不佩服易先生的先见之明，广州很快用实际行动反证他的观点。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中提到的很多是属于文明习惯、社会道德范畴。相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倡导讲文明原本也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管理办法之外。如今官员贪腐，执政“不卫生”的习惯比比皆是，自己的“不卫生”习惯没改掉，来苛求在恶劣生存环境中的困难群体，自然很容

2009年，中国有27343名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共计1.99亿元，查处违纪人员2421人，涉及违纪资金3.82亿元。  (2009年1月4日 新华网)

2009年中国2.7万干部主动上交近2亿贿金，这本来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显著成果。但是新闻后面有网友笑问：这钱会不会成了“赃款税”？领导干部们从自己的灰色收入里面，扒拉出一点零头上交了。因为“纳税”了，冰山一角下面的其他黑金就顺其自然地合法化了。

网友之所以会如此杞人忧天，大概是因为这个成果太显著，得来太容易。纪检部门不费一枪一卒，领导干部就主动廉洁自律，且上缴数额堪称巨大，当然——这组数字既可以说明领导干部们的素养已经高度提升，眼里容不得一点灰色，所以积小流以成江海；也可以说明现实的腐败程度已经相当惊人，领导干部们稍微放点血，赃款就“血流成河”。

我们相信反腐是一个技术活，相当有难度，否则无法解释反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彻底正起来。所以，一切看起来很容易的反腐成果往往都不像看起来那么喜人。“赃款税”的担忧并非完全的无厘头，新闻的数据成果后面有很多疑问：比如这些领导干部交完钱有没有被

周建平在广州市昌岗中路成立广州市华探调查有限公司，非法获取他人电话清单、手机清单和人员资料。一伙骗子从他那里购买个人资料（主要是政府官员），用来诈骗。骗子们一一获罪不足为奇。周建平则有些“特殊”，是国内被法院以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新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人。（01月04日 广州日报）

第一个，给人感觉总得有点破冰的意义。但是该案的这个第一，让人感觉倒有点无心插柳的意思。如果，周建平没有把信息卖给一伙骗子，而是卖给一些所谓的公关公司，他还会有事吗？如果，那伙骗子没有用政府官员信息诈骗，周建平的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罪还成立吗？只怕未必。因为现实中我们太多的人，因为信息被不知不觉贩卖而备受骚扰，甚至导致自己或亲友被诈骗，却没听说有人因此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妨以这个第一为标本，研究下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

其一，从被侵害人的身份来看，该案被侵害人的身份很特殊，包括恩平市委书记、深圳市宝安区消防中队队长、佛山市纪委书记等人。该案能够迅速侦破并找到售卖信息的源头，或许和这些官员身份不无关系。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需要保护，更多普通群众的个

最近，网络和手机扫黄声势浩大。电信基础运营商、网络接入服务提供商，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等都通过各种形式表明态度，积极行动。此次各方能迅速达成一致，并迅速开始实质性的整治行动，很值得称道。但是有些手机用户也表示，这几天通过手机访问网站困难，正常网站都难以登陆。尽管这可能和扫黄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也提醒相关运营商切不能以“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为指导思想，以正在扫黄为借口，降低其他正当服务的标准，从而影响行业的正当发展。

长久以来，扫黄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和运营商的博弈。政府一严打，运营商就乖巧，甚至不惜“壮士割腕”；政府稍有懈怠，运营商就放肆地暗度陈仓。在这博弈的过程中，公众的话语虽然也或多或少有所表达，但是话语权并没有真正得到尊重。运营商的扫黄很多时候是出于对政府的畏，而不是对公众利益的敬。所以在全面扫黄行动的过程中，不排除存在手机用户利益被侵害的情况。

要让扫黄“不放一个”也别“错杀三千”，必须让公众不仅有话语，还要有“权”。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召开的专题公众评议会是一个很好的探索。青少年工作者、法律专家、传媒学者、学校老师、新闻媒体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的学生名单开始陆续公布。江苏南师附中校长推荐的叫匡超，被同学评价为“超牛”，“文科生里他理科学得最好，理科生里他文科学得最好！”湖北武汉二中校长推荐的叫宋轶凡，同学说她“经常考年级第一”。

一直备受争议的校长实名推荐制就以这样平庸的基调开始了。当然，平庸的不是这两位被推荐的学生，而是推荐他们的校长。“超牛”的这两位学生，完全不用推荐都可以轻松北上，何必要校长画蛇添足呢？如果39所学校均按此思路推荐的话，校长实名推荐就演变成了分数实际推荐。分数“推荐”出来的学生也未必综合能力不强，只是就没必要挂校长推荐的“羊头卖狗肉”了。

这两个不痛不痒的名单倒是“推荐”出了基层教育的两大问题。其一就是官本位。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单出炉，我们以小人之心度两位校长之腹，很可能是因为该制度刚实施，受到的关注度非同一般，如果举荐“怪才”“偏才”，很难避免争议，弄不好就影响声名、仕途，不如还是分数说了算，四平八稳。官场求稳，课堂求新。当官场主导了课堂，那很可能就万马齐喑了。官本位的另一表现是唯上，最了解学生的是班主任而不是校长。如果教学一线的班主任说

11月3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报道了女教授熊卓为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后死亡的案例。报道中提到有三名参与死者治疗的医学院学生没有行医资格，属于“非法行医”。北大医院随后进行了态度鲜明的反击，其官方网站至今悬挂着专题和标语：“强烈谴责央视记者对本院的不实报道”。除此之外，北大医院还在某网站开设了官方博客，不断发表抗议声明，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舆论口水战。

面对媒体，尤其是央视这样强势媒体的舆论监督，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叫板，且态度如此强硬的，北大医院恐怕算得上前无古人了。这是好现象，如果所有的单位被媒体一曝光就忍辱偷生，不管有无隐情都先道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不能发挥舆论监督的真正功效。北大医院的挺身而出，让局外人对“非法行医”等概念，对学生行医等事实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也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供了探讨的契机。但是遗憾的是，北大医院的叫板最终成了单一讨伐央视的口水战，北大医院的声明几乎都是情绪激烈的辩解，仿佛该院完全不存在学生行医的状况，管理也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

事实真的如此吗？央视的暗访中，刘姓医师未请示上级医师就直接开具处方，北大医院称此乃其个

顺德大部制改革，把41个党政机构大刀阔斧地调整到16个部门，其力度之大，创新之多，被外界称为“石破天惊”。 （11月5日 南方日报）

在这条新闻背后，有网民的留言很耐人寻味：“机构从41个变为16个，人员从410人变为1600人？”显然，该网民用来评判政府机构改革的标准是“精兵简政”，机构怎么调整不重要，但是必须做到精简人员，高效为政。

对这个标准，顺德区委书记刘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之所以不断重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关键是跳不出对“精兵简政”的理解误区和定性思维，以减少多少人员和部门来衡量改革的成功与否。改革时往往把想象中较不重要的部门削减，但运行一段时间发现其实每个部门都不可或缺，慢慢又增加了回去，于是陷入了一个泥潭。

刘海书记的话自然有一定道理，任何工作都需要人来完成，削减人员应该有一个限度，不能想当然地为了缩减而缩减。但是，回顾我们各地历次的机构改革，机构的膨胀真的完全归罪于误解、误行了“精兵简政”？按此逻辑，所有增加的人员都属于必须，那何来机构膨胀一说，又怎么解释很多的人浮

山东省沂水县政府发“红头文件”要求狠抓应试教育，要求“凡是能够提高成绩的措施就要使，凡是能够提高升学率的方法就要用”。此外沂水教育系统违规办补习学校，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补习学校要求学生提前一个月开学，当地教育局辩称这是家长的一致要求。(11月4日 《 新华网》)

素质教育的口号呼喊多年，很多学校阳奉阴违我们已经屡见不鲜。这其中的缘由自然很多，但是郑州市某省级示范性高中的校长曾坦言：应试教育是政府逼出来的，学校是受害者。现在沂水县政府的“红头文件”也让我们相信，学校确实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在政府“红头文件”面前，学校除了坚持两个“凡是”，在应试教育的老路上高歌猛进，还有多少可以回旋的余地？

对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很多人会说这是错误的教育政绩观导致，其实也不尽然。沂水县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就辩称，补习学校是在家长的一致要求下提前开学的。在当地官员看来，应试教育一定是有民意基础的，事实上很多家长一定也是希望学校多补课，坚持两个“凡是”提高子女考试分数的。而把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重要指标也是各地的现实。其中的缘由人尽皆知——对学生和家长来说，素质教育只是一个

大学生结人梯救人事件发生以后，对当地渔船或者打捞船没有及时参与救人的质疑就一直没有停止，今天有媒体刊出了引人愤怒的图片。一船主把打捞上来的一名大学生遗体用绳子绑住，以索要更高的捞尸费。（2009年11月03日 南方网）

大学生结人梯救人的事迹而今已家喻户晓，这些大学生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精神令人敬佩，这种不计自身安危利弊的作风更值得提倡和学习。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谁都没有权利强行要求社会的每个人都按照这种标准去为人处世。这种品行在现实社会还很稀缺，也正因如此，三位牺牲的大学生才被称为英雄。我们希望人人学英雄，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英雄。

但是这件事之后，有些人在赞扬英雄的同时，把别人的英雄行为当成自己的道德资本，抛开自己的凡胎肉身，悬在高空批评别的“小人”。比如对渔船、对打捞船的道德抨击。多次参与水上救援的宝塔湾冬泳队队长王珏澄清事实，认为救援和打捞的基本事实是：前期，渔夫参与了救人；后期，捞尸者拿不到钱不打捞。如果说对渔船的抨击属于误传，那么对打捞船的指责则显得很“义正词严”。但是——当地海事部门、水上派出所、公安消防人员都无法提供有效救援，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