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与武士》“结束语 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是表达内心矛盾的话。说是多余，主要是因为要说的话非常主观、非常个人，别人可听可不听；但对于自己，这些话又不能不说，不吐不快，于是干脆照实说出。

我这个年龄的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侵华战争是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广大日本人民是好的，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是，人民是什么呢？太抽象了。领导们说人民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水，历史学家说民主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大众暴力”。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知道什么是群众运动。从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资料中我也知道什么是举国疯狂。广而言之，民族国家时代的“人民”有时很像干柴，点火就着，区别只在于有的地方比较潮湿，不容易点火，不过刮几日干燥的北风，火着起来反而更猛更烈。

老实说，在日本我受过几个“日本人民”的气，并且是属于对中国人“不友好”的那种。同样，我也接受过许多“日本人民”的帮助。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我从日本人那里获得过知识，也接受过来自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的资助。我女儿在日本的小学校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和资助，她也受到过不少周围日本邻居的关照；特别是她患中耳炎时所经历的事情，常常让我觉得日本医生好像是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戚”，因为我们在北京看病时的遭遇确实让人不能不往这方面想。

到日本第一年时，我所在的松江市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搞一个活动，就是让外国留学生与日本人家庭结对子，很像我们这里大城市居民与贫困地区孩子的对口帮助。据说，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外国留学生解决一些不适应日本生活的困难，也可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日本。我结交了一个叫藤本的日本人家，丈夫是大学教授，妻子虽说大学毕业但已经辞职在家，主要工作是免费教外国人日语，两个孩子都在东京工作，儿子是位作曲家。大概是因为他们曾经留学美国，所以对我在生活上的困难特别了解，也特别关照。开始时，每星期定期免费教我日语，后来是每逢节假日邀请我们全家到他们家做客。当然，在被邀请的人当中也有其他中国留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其间的谈话基本上是各国的民俗、花草树木、音乐一类的内容，我发现他们有意回避谈论政治方面的事。他们一家人对我的照顾有五六年之久，没有间断过，即使到现在他们还经常给我寄一些文化方面的东西。

就写书而言，大家知道，有人因为“悲愤”而写，有人为“感谢”而写，也有人为“兴趣”而写，更有人为钞票而写；甚至有时你根本就分不清有些书是为了“爱国”还是为了“商业”，或者这两者本来就是可以兼顾的。不过依我现在对学问的态度，我只想弄清楚事情，但仅仅这一点也需要先把自己的心放稳，即心静自然明。

这里我还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只讲部分的真实就是最大的谎言，而谎言最终是害人害己的。我在日本接触的事情很有限。老实说，咱既没搞出个公司干点儿跨国业务，也没有能混入主流社会，甚至没有机会去拒绝一份值得夸耀的高薪；咱只是当过几年穷学生。穷学生的见识说得再大，也只是以一粒沙子看世界。不过这样一来，反倒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用“边缘的眼看世界”。川端康成他们追求“临终的眼”，是因为他们是艺术家；而我之所以追求“边缘的眼”，是因为我觉得“中心”太浮躁，太虚幻，瞻前顾后的什么也看不清。对于我，岂止是“边缘的眼”，就连“心”和“行动”也来了个自我边缘化。所以，即使在回国以后，我也不喜欢往体制的“中心”挤，而是独自呆在边缘，做一个旁观者。

当然我写的东西很难说是客观全面的，它甚至很不学术，还有许多废话。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院式训练，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对日常的道理按照规范的理论格式进行分析，并且用晦涩的学术语言来表述；但我总觉得，人世间的事儿一旦被学术化，就落得个像解剖尸体一样的命运，尽管这样做会得到一些“科学”的结论，但也失去了人味儿。至于废话，我倒是非常喜欢作家阿城的一句话：“废话若由经验得来，就有废话的用处。”

一开始，我便把这本书起名为《日本的常识》，而且我也是照这个路子写的。因为常识非常重要，《论语》讲的就是常识，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则干脆把他那本影响美国历史的名著起名为《常识》。从我所了解的和经历的事情来看，我们的错误几乎都是因为与常识对着干。并且，我们对外国了解的不足也主要在细节方面，而这个细节又总是发生在常识上。

我有时甚至觉得，如果我们少信点邪、“不语怪”，遇事多从常识上考虑的话，就真的成熟了。不过，许多朋友觉得这个书名不好，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老实说，这个书名确实不吸引眼球，而且还会让人往生活小常识上想，尽管我并不认为小常识不重要。现在给书起名字写目录真难，甚至比搞研究还伤脑筋，就像做生意，会做不如会吆喝。最后，还是顺应大家的阅读习惯吧。

（选自拙著《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年，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