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明，有时就像亚当夏娃身上的树叶，甚至可以说，文明是“装”出来的。 

日本有一种传统戏剧叫能乐。据说能乐起源于中国汉代的散乐。唐代时，这种中国的艺术传入日本，并逐步发展成为能乐。至今在能乐中仍然保留着许多中国的东西，比如，能乐的曲目有大约三分之一取自中国题材，如《杨贵妃》、《白乐天》等；能乐的戏装也有“蜀锦”之称。不过，使许多日本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还是演员们演戏时戴的能面，也就是面具。因为它常常让人联想到日常生活里的日本人，他们看上去个个都像戴着能面。对这个日常生活的能面，不仅许多日本人提出批评，而且它也被许多外国人看成是日本民族的特点。比如，在日本出生的韩国人金两基就写了一本书叫《能面一样的日本人》，很有意思。

不过，我感兴趣的倒是戴着能面的人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一直喜欢中国的京剧，特别是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并且我也知道一点其中的常识，比如“女人演女人靠天性，男人演女人才是艺术”，以及造型动作的“语义”。我曾经有一本专门介绍梅先生表演艺术的书，其中有关于“身段”和“指法”的图片说明，看上去很美，并且是东方人特有的美。试想，一个戴着能面的人要想表达好自己意思，肯定掌握了这门“行为艺术”。

最近，看过一次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故事围绕中国南方的一种民间假面戏剧的演员展开，男主人公的日本人由日本最好的演员高仓健扮演。在电视采访张艺谋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大意是：高仓健的艺术是用不哭来演哭戏。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我却第一次看到高仓健哭了。看来他老了。老人是容易流泪的。

不过看过高仓健演的电影的人都知道，电影里的高仓健一向话不多，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变化，就像戴着能面演戏。所以高仓健是通过“行为艺术”所特有的余味感动了无数日本人，也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甚至成为198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偶像。高仓健的表演非常日本，应该说是日本电影艺术的一个极品。但是你不觉得高仓健的表演也很中国吗？不然，他为什么在中国那么有人气？我的理解是，在高仓健的表演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东方美——“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风范。当然这个“敏”是非常有讲究的，用中国的话说是中庸之道；用日本能乐的话讲叫“动十分心，动七分身”，只有这样才有余味。之所以说“久违”，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巧言令色”的人太多，真出现这么个“刚毅木讷”的君子形象，大家反倒觉得新鲜。

记得有一个熟悉《论语》的日本人到中国旅游后回来说，原来中国的情况与孔子说的并不一样，中国人不但很能说，而且很爱说，当然中国的领导就更能说了。这与日本的情况很不同，即使到今天，日本人对于能言善辩之人的评价仍然很低。一个经常不着调的雄辩之人在日本可能会被当成异类。实际上，一个真正默默奉献的人总是刚毅的，总是会给人留下余味，他或者她在戏里肯定是以不哭来表现可哭或该哭之命运。

俗话说：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人生如戏嘛。这在一切文明社会都是如此，因为有许多事是不能说但又要表达的，也有许多想突破而无法突破的限制，所以才需要艺术，需要面具。当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演法，而且观众的口味也不尽相同。中国人向来就不乏这方面的艺术天分。有谁会怀疑一个能演“空城计”的民族的演技呢？而且看看现在社会上花样翻新的“空手套白狼”的现代戏，就会明白这种演技已经普及到了什么程度。

老实说，我现在看电视很少看里面播放的电影电视剧，我只看法制节目和与社会事件有关的节目。很多，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抢着播。为什么呢？因为很吸引人。现实社会的人间悲喜剧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家的想像，而且论演技、论幽默感都是影视明星无法相比的。我有时甚至这样想：中国的演员在台下的功夫肯定比台上还好，似乎他们只有离开舞台和镜头之后才能把戏演好，所以他们在戏外给大众提供的娱乐比戏里还多——他们才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最大受害者呢！至于不是演员的我们，没有人能否认我们的演技，我们的问题只是把戏演得有些过火，拿“正经事”当“戏”演了，所以没意思了，没余味了。

而日本人的演技则远远没有中国人那么有个性，那么丰富多彩，甚至那么有视觉冲击力。仅在日常活动的范围内来看，如果说看中国人做事情有些像看好莱坞大片，刺激而富有创新，不仅提高智力也需要一颗好心脏；那么日本人则更像京剧，很程式化，只能靠体会细节来欣赏，性子太急的人还真看不下去。

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大同社会”是排斥个性的，它有着一种把人群“整齐划一”的功能，所以日本人是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下来完成自己的意图，而为了摆脱或者适应这些限制，他们当然会发展出自己的艺术。如前面谈的日本庭园就是摆脱狭窄空间的艺术，其他还有剑道、花道、书道、茶道等等。这其中的茶道则是为了摆脱或适应日本特有的人际关系发展出的综合艺术，它集茶、园艺、书画、演艺等各路门道于一身。

一般来说，坐禅是最主要的修炼方法。但我总觉得那是很少一部分人才能办到的事。我自己就练过气功，时间花了不少，但总进入不了状态，最后还是觉得打球爬山更好。最近我到过去练气功的公园走了走，发现现在练气功的人少了，一起唱歌跳舞的人多了。看来，像我一样的俗人还真不少。本来么，对于像我一样的普通人来说，修身养性还是要有道具，光坐着不想事恐怕不容易办到。

日本人最不擅长坐而论道的“形而上学”。日本人的思想必须借助一个东西或者一件事来表达和发展，通过“形”而达“学”，或者说是“形”和“道”不能分离，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不立文字”的禅宗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越“不立文字”，就越需要表达的“道具”或者“道场”。

日本人把通过某种道具进行修炼的过程叫“道”，而且正因为有“道”，才使他们在对“道具”（器）的开发上表现出惊人的文化深度和连绵流长的持久性。在日本的各种各样的“道”里，茶道最有禅宗的味道，即所谓“茶禅一味”。虽说诸业皆禅，甚至日本人还有能力为人际交往发展出一整套的“肉道”、“酒道”之类的“道”。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喝酒时就非常讲究；但是与这些美味相比，在日本人眼里，茶最人性化、人生化，也最有禅味，并且茶是最能体会人际交往的东西。如果你问日本文化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一个“涩”字来概括，就是茶所特有的那种“苦涩”。所以在我看来，如果说石头是日本人空间艺术中最有表现力的材料，那么，茶就是最能综合地表现日本人日常行为和审美趣味的道具。

（选自拙著《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年，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