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礼是借鉴夏礼和殷礼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是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值得关注的是，周人封建，不仅在制度传承上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钱穆《国史大纲》）

这一“伟大气魄”，首先表现在周人的革命上。在中国历史上，由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战胜并统治“华夏”的例子中，周人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却是品格最高的一个。周人当然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也因此取得革命胜利，但仅仅这一点，是不能表现出其“伟大气魄”。周人在革命胜利后，不仅仅分封自己的亲戚，还对有功之人封土建国，甚至分封神农、皇帝、尧舜等先代之后，这就不是在革命胜利后大搞“兔死狗烹”“继续革命”之辈具有的伟大气魄了。

不过最能表现周人伟大气魄的，还是他们对待被征服者的态度。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作为胜利者的周人，并不是把失败者铲草除根、赶尽杀绝以免后患，而是在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更高的是，武王死后，武庚叛乱，周公平叛把他杀死后，却另封纣王的庶兄，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邱，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这确实反映出了“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品格。

我不知道这种品格算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是大公无私的还是其他什么的，反正事情是明摆着的。所以孔子“吾从周”、“梦周公”的情结，其实非常好理解。我甚至觉得，人格是有高下贵贱的，而中国历史上的人格高贵者，都有着一种封建气质。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说法，表面是一种煽情，其实却反映出一种流氓文化。

这一点，在人性中最动物性的一面——战斗中表现得最突出。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一本叙述得简单明了的先秦史论，不妨借用几段来认识一下封建人格。

许氏写道：“在春秋及其以前，战斗仅仅是贵族特有的职业。驾驭由四匹马拉着飞奔、变化不定而又摇摇摆摆的战车，这需要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在这种行驶不稳的战车上用弓箭精确射中目标也是如此。御与射是贵族所习六艺中的两种。因此，军事职业就局限于那些熟悉这些特殊技术的人。平民只能在战斗中充当跟随战车、辅助甲士的徒兵。他们肯定很难跟上四匹马拉着飞奔的战车。故所有春秋早期的战争记录都只提到了战车的冲锋，一直到公元前570年，都见不到徒兵单独作战的事例。”换言之，那时候，贵族在战斗中必须身先士卒，将军乃至国王在战斗里负伤也是常有的事，而不像后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司令总是在最安全的地方。

接下来，许氏用《左传》里的例子，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封建气质：“当时非常讲究战争之道，即使最激烈的战斗，贵族们还需要表现出武士风度。御者和右骖乘在向敌方挑战时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当遇上爵级比自己高的敌人时，甲士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冒犯了对方，如果碰到对
方是国君则尤其要注意这点。即使在相互追赶的甲士之间，他们也相互以礼貌语言交流。战斗中谦恭的行为是绅士的标志。晋国一名武士曾经不怕麻烦，射杀一只麋鹿，将其献于敌方。楚国的一位将军，在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中向晋军请战，他措辞婉转地说：‘请与君之士戏。’对于这些贵族来说，战争也是一场游戏。葛兰言（《中国文明》）注意到这不仅仅是兵器的撞击，更是道德价值的决斗，是对荣誉的考验。”这样的谦谦君子，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骑士和日本封建武士当中，也十分少见。

许氏认为：“以战车和为主体的贵族战争最终让位于步兵战术，而步兵战术则使用大量徒步行军、手执矛或剑的徒兵。这种战术不需要太多的个人技能，但需要大量的士兵，因此战国军队与春秋军队完全不同。侠士风度和绅士行为从战斗中消失，大量强壮的步兵，绝大多数是习惯于艰辛苦难的庶人，代替了骑乘在战车上的贵族勇士。”换言之，军事技术的变革，使庶民力量崛起，继而贵族精神在战斗中消失。

不过在更广的意义上讲，贵族精神的消失还是源自于封建体制的崩溃，正是封建价值的贬值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庶民文化。因为，维持西周封建社会的力量主要是宗法制度，文化价值建立在以共同的祖先所代表的血缘关系上，并以此类推到一般的人间关系；而既然是血缘关系，数代之后就会淡化，乃至十几代之后会形同路人，于是维系各封建诸侯的文化力量就消失了，最终使实力成为社会关系里最重要的力量。继而“靠实力说话”的逻辑，开启了春秋时代，并从战国时代起不断被发扬光大。

许氏写道：“战国时期，有两种军事人员特别需要：勇猛无畏的武士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在战国时期，契约关系似乎已经取代家族关系”。君主的赏赐或俸禄是为了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换取官吏的服务。”换言之，国君对人才的要求已经不大考虑出身的贵贱，也不大考虑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能够辅助君主打天下，英雄不问出处。甚至在列国竞争中，人才成了君主们争夺的第一战略资源，乃至在这种所谓的“契约关系”中形成卖方市场，人臣的分量常常超过君主。只是在这些人才的帮助下形成了大一统，以后就是某一家垄断市场的买方市场。此时的人才们除了靠谄媚“一人”坐稳奴才，就是借着酒劲儿说几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劝天公重抖数，不拘一格降人才”……聊以自慰。

许氏在分析了一些战国时期的人才或者叫成功人士之后，总结道：“除了少数特例，这些人不想对世界贡献什么，也不想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的动机完全是为我的，只是想让自己过上奢华的生活。接受教育和努力学习只不过是致富和扬名的手段，他们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quixotic idealists），而是谋求财富和高位的讲求实际的人。”这么一群只讲究实际而没有理想的人，消灭封建的本事有余，却不能在封建社会之后创造出一个市民社会。其结果只能是，在人才们帮助某个君王把大家都变成奴才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奴才，并创造出一种很奇怪的且厚重的不得了的成功学——流氓文化。

孔子“克己复礼”要“复”的周礼，是一种典型的封建文化。换言之，经典儒家思想源自封建社会，于是，它衡量人格高下的标准也是一种封建标准。如果不使用“封建”这副眼镜，人群中除了能分辨出穷人和富人、有权的和没有权的之外，是看不出人格高下的，更不用说道德底线了。而没有道德底线所形成的那个文化，一定是流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