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间的竞争是什么竞争？

上海疫情算是一个实验，我认为市场演变的研究非常之难，虽然上海在疫情影响下给上海和中国带来极大的麻烦，但是还有点收获，让人们看到了市场是怎么演变的。

我们平常看到的市场是逐渐演变而来的，其过程十分漫长，人们的记忆力没有办法还原当初的情况，但是上海疫情差不多把市场从乱到治的过程，在60天中演绎了一遍，这样的珍贵的研究资料，需要认真对待，我让博士们去写这个过程，昨天那是一个问题，今天也是一个问题，可能还有许多新问题。

这波上海疫情不同于武汉，武汉是以明确封城的方式应对疫情的，是应急与绝对控制，但上海表面上没有封城，而实际上就是封城，因为封城的性质就是停止了人的活动，不让人们在不同城市之间往来。它们都会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物资供应渠道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的商业一再造成交叉感染，面向终端的商业必须全部关闭。人们没有了物质供应，很快就陷入了物质短缺和恐慌。上海给一些大型的商业企业进入机会，而不是完全由政府负责物资供应。这些大型商业企业能够进入，是全体员工承担社会责任的身份进入的，在进入前，应该给出了他们进入社区的方案，这就是以委派团长的方式来进行经营生活物资，保持着市场的探索性。

这在2020年就开始在全国普及的商业模式。武汉疫情严重以后，全国经济停摆，人们不能随便走出社会，一些大的商业平台，创造出利用社会可以利用的条件建立新的商业，在疫情中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情况是就他们委派团长经营。

所谓团长就是利用社区中一些居民，他们有接近小区客户的地理优势，有能够节约最后100米的物流成本，利用他们家的冰柜和冰箱等仓储条件来进行储存、分货、送货、保管和发货（等待个人前来取货）。货物到达时都是按照顾客在网上下的订单，已经在生产端分好或者是没有分好，但也不需要再像小摊贩那样用秤来称重量，而是一些标准产品。这意味着，这些团长只是负责物流，他们不是以前的标准意义的团长，那个团长需求组织客户，确定订单，现在叫团长，其实他只是利用离客户比较近的优势组团，他们组织的是天天要吃喝的东西，不是那些容易保存的耐用品。他的一个重要经济学特征是他只是一个代理商，而且是物流终端，作为团长有可能会挖掘其职能，进一步升级职能，比方说他可以囤货，主动多订购一些在家里保存，在有合适的机会相机出售。

这种模式在上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位同学提出，这不是等于说社区只能够接受这个团长的服务，那么，是不是就变成了没有办法选择团长，团长可以垄断经营呢？毕竟现在秋后算账，一些人认为，这些商业企业出售的东西比平时贵了许多，谋取暴利是因为团长这种模式有垄断的可能。

另一位同学做过团长的人讲了她的经历。她说这是完全凭空想象的，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团长所负责的社区是固定的，但顾客要求谁成为自己团长并没有固定，顾客可以选择社区中的这位团长，也可以选择另外的团长，顾客看哪个团长好，就去哪个团长接受服务，因此团长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不是团长控制了顾客。另一方面，团长不可能有太多的暴利，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供应链的终端，并没有价格决定权。一个没有价格决定权的商业环节，如何能够垄断，即使他能够独家，却不能够决定价格，这样的垄断要它有什么用呢？团长不会争取这种垄断。

但我听到他们这样的争论以后，发现团长这个身份很重要，因为社区居民在疫情期间的感受多是由团长造成的，为什么上海人民在如此长期的出乎预料的疫情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团长们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所起的作用到底是由大型商业企业要求和控制决定的，还是团长之间的竞争造成的？进一步，如果是竞争造成的，那么，团长与团长之间竞争的是什么呢？

我宁可相信是团长之间竞争造成的，原因是上海疫情既突然，又漫长，每天都处于出乎意料之外。大型企业使用严格控制的方法应对如此复杂的市场，多是难以招架，这相当多的条例是意外处理，把处置权给团长，一旦某种情况成为普通常见现象，团长应对比较有效，就可能会在上海各团长进行推广。以这样的纵向控制给终端企业，他们会有很大的机动权力。其动机一半以上是“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一半则是更好的服务，获得更多顾客支持，以其走量的考评获得利益。

更好的服务是指能够体贴顾客，让疫情期间的顾客心理得以放松，延伸服务的价值，而不是制造紧张空气，让人们无端猜测；可以指导人们采购，把一些自己判断与经验与顾客交流；可以为顾客提供保管、上门派送、提供袋子等附加的服务。到底他们都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在别墅与团长打交道的经验，我给他们的好评都较多。总体上来说，团长间的竞争是服务内容的竞争，是细节服务的竞争，也是给顾客以体贴的竞争，这样的竞争与正常经济运行并不相同，却有可能是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