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政府的工作人员说疫情中的企业探索是暴利?
(2022-06-02 01: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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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时政评析 |
为何政府的工作人员说疫情中的企业探索是暴利?
上海差不多疫情结束了,整个上海人民和中国人民都为之欢欣鼓舞,大家都期盼着上海人民的解脱,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她解脱了以后,恢复正常,就可以带动中国金融运转起来,也可以形成最大的购买力启动。
这周一会论,讨论中举了一个例子,讲到疫情期间团长的事情,有个学生把话题不经意地扯到了上海,讲疫情期间上海社区物资供应很困难,他们通过什么样的一套制度让社区解困的,这位学生说她的朋友在上海做社区工作,对她说,疫情期间的商业暴利,后来,上海基层政府把相关的各种方式都变成了政府的服务。
我听得出来,我这个学生是在批评市场、赞扬政府。也许她是在转达她的朋友的立场,但是与我个人感受不大一样。在相当多的一些人看来,政府是万能的,而市场则是见利忘义的,一旦有机会就会暴利。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让她们举例子,她举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说外卖小哥每月足足可以挣到一万元,我反问她。即使你羡慕,为什么你不去做。她说,不喜得做,她有身份,小哥没有,所以,让他们挣多。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不同意的第一点就是暴利的概念,都是因为眼气别人,而不再等一下机会,我们相信市场,是因为市场创造的利润可以吸引参与,从利润中分得一杯羹,暴利只是一个市场不太充分竞争的结果,越是觉得暴利,就越需要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70年代,辽宁省是绝对的计划经济,没有任何市场的影子,所有物资都要靠供应,不论是经济作物,比如烟草,还是粮食、全部都不让种养,每个月每人三两油,脖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没有暴利,有的只是人们面黄肌瘦。许多孩子过年以后,至少得有相当长时间的殃食,现在叫消化不良,有的可能一生都不喜欢吃肉,因为过年让家里人大吃一顿,长年吃不到好吃的,胃口消化能力已经变弱,吃到好吃的没有节制,就吃坏了。我根本就不信政府要求没有暴利会让百姓生活变好,都是一些特供人员想出来的。一想到这里,就觉得辽宁走到今天太应该了。
尽管今天从上到下的,整个管理体制是亲民的,是以民为本的。但是到了基层,是否还有这样的追求呢?他们做到这样的觉悟应该是在推崇一个时代的英雄,而没有休会到个人的成就感,他们能够真正亲民吗?我有点不服气。如果不亲民,或者不太亲民,那么就怎么方便自己就怎么做。
即使在广东潮汕地区算是中国崇尚市场经济传统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老百姓,喜欢看政府的眼色行事,甚至把孩子去政府做公务员,看得比他们商业成功还重要。因为权力获得利益比商业获利似乎更保靠、更容易。清朝晚期的时候,胡雪岩追逐左宗棠,最后左宗棠到台了,中国首富胡雪岩也不见了。这也没有打击人们的观念,民国以前的文化来自民间是推崇官文化。在他们看来,毕竟胡雪岩做过中国首富,却不知道,这样的首富财富从何而来。中国市场经济运行40多年,是放水养鱼的40多年,也是借助于中国一些传统文化迸发出来创业热情的40多年,然而还是有相当一批人不怎么相信市场,只相信政府,一旦有了机会,立即就会把这种意识泛滥出来,利用高层领导管控不过来,白领机会放大自己,为所欲为。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这些人未必是利益导向,可能就是朝权在手,不用白不用,证明一下政府工作人员也可以有公权利,可以任由他们放大这个权利。他们的公开理由是你在经商,有可能是为富不仁的,因此,你一定是为富不仁的。所以,这些商人还没有开口,还没有从事经营活动,基本上就已经变成了坏人,变成了打击的对象。
在高层推动之下,政府基层的很多人员与高层领导人的觉悟相同,他们有探索能力,想把工作做好。然而这种假设实在是太不容易实现了,它是举国共同的需要努力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人员任由市场做出探索,觉得市场可以变成政府服务了,就提出制止市场方式,改由政府运营。这种体质对于中国来说有可能是很适合的,就是基于政府探索能力不足,允许市场探索,认为,政府将其变成公共服务。它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不让市场有长久的利益,是利用市场的探索能力,多一些政府公共服务,用不断扩张公共服务范围和主动承担公共服务实现共同富裕。
但是这样的方案非常之难,难就难在政府停止市场探索,政府介于公共服务,以及以什么样的理由介入,更为困难的是,是否允许市场继续探索,以及怎么保留市场探索的动力?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表达了并非公共服务一定由政府承担最好,市场提供也有自己的道理。
德行领导理论讲,所有的人都要扪心自问,做人做事是否符合良心,这种精神不是雷锋精神,不需要单纯付出,而是要做事对得起良心。我们现在国家高层领导,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对得起自己良心,但是政府基层人员是否按这样逻辑,他们既得不到名声,也没无法得到利益,他们会用良心来约束自己吗?
如果说,只有高层可以用良心的道德来约束自己,那么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还是需要教育,整个中国社会想回归中华文化,良心的教育是根本。中国没有西方认可的宗教,但是中国社会秩序比其他国家好,不是制度约束,而是文化与道德观约束,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的“上帝“,那就是不能违背良心,人们不承认这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观念,其他国家很难理解。显然,上海政府基层工作人员道德水准有问题,他们怀疑商人们会趁火打劫,谋取暴利。但我不太信,最好大家都不要信。何况,我的那位学生也是一位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