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与国情（《国情分析与商业设计》（节选）（清华大学出版社）

自1992年，中国快速进入市场经济，劳动力逐渐开始流动，“孔雀东南飞”成了一波又一波不可抗拒的大潮，一些人将视为中国社会的灾难，新闻经常报道，归结为“空巢老人”，形成了负面的国情判断和认识。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判断而停止流动的脚步，人们克服了舆论的压力和生活的困难纷纷成了下海人和打工者，90年代开始的涌动，到2000年以后，形成了南下大潮，演变成了国情。

为什么舆论会对此趋向于批评？显然是因为社会中有愿意接受这种看法的听从和观众，不然媒体就不会有卖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迎合人们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要来自于传统思维，来自于一些家庭出现的困难。传统思维的存在是因为曾经它维护了某种社会运行体系，传统思维与传统社会制度形成了自洽。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父母在，不远行”的行为受到赞扬，远行则是有违道德的。为此，还给出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警示，以提醒远行的风险。这个体系保证了养儿防老，以生养子女作为社会保障基本方法，子女留在身边，未来有所保障，这些认识汇集成全社会的基本伦理-没有把父母安顿好的远行，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但是，这样的谴责是对的吗？从数据上说，“孔雀东南飞”的确造成了把老人留在家里的情况。但是，中国的未来是依靠“父母在，不远游”，还是依靠“资源优化配置”、“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如果承认了中国落后，而落后的关键在于国家贫穷，解决贫穷的唯一方法是让资源利用更加有效，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就成为最重要的理念与方法。

人才是第一资源，不让劳动力流动，就是不让人才的资源得到发掘，提升劳动力资源效率就变成了局部的改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会大大受到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允许人的流动，让个人在优化自身资源过程获得成就，是国家富强之本。“空巢老人”之说，只看到了老人缺少子女的照顾，没有看到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而“空巢老人”带来的实际的问题多也是媒体想象出来的。，那时，致富必须要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是抽象的，与物质流动结合比较紧密，没有把人看成是资源，更不要说人才是第一资源。媒体的观点除了代表着守旧的观念外，还代表了一部分地区政府管理人员态度，他们借助执行多年的户籍制度，把“人才”留在本地，即便没有人才发展的环境也不想让其他地区利用这些人才。显然，用“空巢老人”表达的国情判断有着重要价值观倾向，与允许和鼓励流动主张有着立场上的差别。也就是说，国情判断的背后存在着“意义”的支撑，而不是完全由数据决定的客观事实。由“意义”做出的国情判断，是国情主观性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国情判断。

脑白金的商业模型应该是基于这一国情，但是它们对国情定义比较积极，既尊重了真实，又表现出对这种现象的认同和支持。比如它们将这一国情称为“游子社会”，表现的事实基本上为中性，但暗含了对劳动力流动的认可。

作为游子，并非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看到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意义，看到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与人员流动及个人成长的关系，他们的流动是为了追求个人事业，而不流动、呆在老家，便没有事业可言。虽然游子是中性的，保持了对传统的尊重，也接受了新时代的对个人的要求。这样的判断能够成为未来、符合国家发展的国情。

我们看到了，从不同角度认识相同的数据会有不同的性质和价值观的判断，国情定义存在着立场。

立场是指一个人行为的出发点，一般的立场可以由价值观决定，当人们把价值观定义为经济利益时，有利可图就会变成立场。但是，人们价值观并非只有利益，还有其他多方面影响，特别是国家、民族、正义、忠诚、信义等，即便是利益，也存在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之分。立场是从主体出发的，站在谁的立场上，就要代表谁的立场。由不同立场的人进行国情分析，得到的国情可能会完全相反。换言之，只要国情可以加入主观判断，人们会不自觉地将立场加入到国情之中。

通常认为国情是客观的、中性的，因为国情所依据的基础数据是客观的，然而，国情判断是通过分析完成了这些事实的定性概括，但是，我们强调的国情是主观判断，不仅存在着立场差异，还存在着所依据的理论差异，最终都会表现为语言表达的差异上。国情不是简单的数据和事实，而根据这些事实做出的抽象的语言表达，不同的语言既代表了对事实概括的准确性，也代表了表达者的立场、态度，即便相同语言，面对谁来表达也存在着效果的差异。保守、落后的表达，含糊和多义性的表达，都会导致人们对国情的不清晰认识，从而无法利用国情。当然，不同的传播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信息失真，错误传递判断，还会夹杂进传播者的立场。

总体上，应该坚持所有国情判断保持中性，坚持国情判断的客观性，同时，适当地加入一些具有未来的和正义性判断以影响人们对社会走向的判断。国情判断不能由多数人接受作为判断依据，而是以判断客观性为依据。“空巢老人”的判断就是一个例子，夹杂进去传统意识，迎合多数人还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运行规则的观念，十分误导社会价值观。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国情要用语言表达，而语言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表达是基于长远的、全局的、向善的，其影响会是积极的；消极的表达则是基于眼前的、局部的或个人的、利益的，所产生的影响多是保守的、敌对的、消极的。从本书的角度，所谓的“积极语言”，就是可以让国情成为商业设计前提的语言，同时，它也要有对社会公众价值观的积极引导，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引导和调动需求，用满足需求产品或服务帮助公众克服困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是退回原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