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像我前边说过的，从语言阻隔的角度看，西方人通过翻译读到的“中国文学”，只能是一个“影子”，只能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对西方人来讲，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性”，完全决定于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母语水平。钱钟书就曾批评“诺奖评委”马悦然：“巴金的书被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评，有这道理吗？”（《学者举证钱钟书骂过马悦然：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　《成都商报》）就汉语水平来看，莫言的修辞能力和文体风格，不仅远未达到炉火纯青、精致高华的境界，而且其作品所存在的语法问题和修辞病象，也颇为不少。所以，顾彬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并不是多么出格的话。然而，这却让刘再复大光其火，称之为“让人哭笑不得的胡说八道”。
　　虽然刘再复在　《驳顾彬》　中也承认，“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亲眼看到葛浩文的辛苦耕耘，包括为了照顾读者的承受力，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但是，他还是要为莫言辩护，批评顾彬把“删除个别章节”蓄意夸张为葛浩文为莫言“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刘再复说：“请注意，顾彬在这里挖空心思使用了四个大概念（概括、剪裁、整合、再书写），每个概念所指涉的内涵全是捏造，与事实全然不符。这种　‘蓄意捏造’　的机谋，一是借此把莫言的创造之功一概抹煞；　二是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顾彬因为作了点　‘翻译’，便把‘翻译’　的功能无限夸大。表面上在说葛浩文，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夸自己。这种　‘贪天之功为己有’　的编造与胡夸真是令人目瞪口呆。顾彬还把葛浩文夸大为　‘第二个作者’，这种夸张的背后是机心，是权术，是挑拨离间。……如此狂妄，如此自吹自擂，如此大胆而巧妙地膨胀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这种现象实属稀罕。很值得研究。”其实，对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作用，顾彬并没有“夸大”。至于从“动机”上指斥顾彬“贪天之功为己有”，说他“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就不再是理性的批评了，就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了，而是为刘再复自己所不屑的“信口雌黄”了。
　　事实上，顾彬对葛浩文的翻译的批评绝非诬枉之论。他的看法，与中国的比较文学专家研究的结果高度契合。
　　清华大学一位资深的比较文学专家说：　“试想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和陈安娜（Anna Chen）将他（莫言）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文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作用和功能。”（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国翻译》）这里的“延宕十年”和“失之交臂”、“重新讲述”和“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是不是隐含着与顾彬的“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相近的判断呢？
　　武汉大学专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张箭飞等专家，通过对《丰乳肥臀》、《红高粱》等中英文文本的细致对读，深入研究了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改写，而得出的结论，与顾彬几乎完全相同。在《看得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粤海风》）一文里，他们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了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重新写作”，也就是顾彬所说的“概括、剪裁、整合、再书写”：
　　张箭飞：……我们要讨论的是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根据原文和译文判断他是否忠实于原著或是如他自称“重新写作”？
　　熊悦妍：我读后的感觉并不是“忠诚地搬运”，而是通过改写、删减、拆合、挪动等手法对原文进行重新写作。
　　周末：我也有这种感觉！葛浩文将莫言非线性叙事更多地改成了按时间顺序叙事，把美国读者不熟悉的一些我们的国情社情等转化成他们的更容易理解的美式风味。
　　王晓：我这个莫言的老乡，读着译文的时候，居然产生了布鲁姆说的那种感觉：同时意识到陌生的熟悉。站在山东高粱地里，闻到了美国玉米味道。
　　熊：段落改动的地方很多。我总结了一下，在《丰乳肥臀》中，葛浩文对段落关系共有三种处理方式：分段———就是将中文文本中的一个段落拆分为两个或者多段；　合为一段———将分属两个或多个段落的合为一段；　第三种就是调换句子或段落位置。
　　张：这就是葛浩文谓之的“change and　rearrangement”啊。葛浩文抡起一把大斧，把莫言修剪得眉清目秀。
　　……
　　张：葛浩文处理得多自由啊！就像他自己写作。
　　熊：比较起来，那些分段、合段、移动算是小随便啦。葛浩文连原文的章节都来了个调换。他把《丰乳肥臀》的原文第七章的内容整体前移，成了第二章，而且还删去了第七章后的“卷外卷：拾遗补阙”。
　　他们的言外之意，昭然甚明：没有葛浩文，莫言的译成英语的作品，绝不会是现在这个为人所“乐见”的样子。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成果，与顾彬的观察和判断，高度一致。有了这种专业而细致的对读，有了这些基于文本细读的结论，刘再复还要说“莫言获奖是方块字写作的胜利”吗？还要说顾彬是“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吗？难道这些纯粹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像顾彬一样，其言论的“背后是机心，是权术，是挑拨离间”吗？
　　我现在才理解，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老老实实的“硬译”，为什么要主张“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因为，将原作的风格和真貌，真实地介绍给读者，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倘若无“信”，所谓“雅”和“达”，便没有了意义，便是华丽而顺通的谎言。比较起来，葛浩文式的“偷天换日”的“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