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为了彻底贬低和否定顾彬，刘再复简直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的程度，简直到了他所说的“以妄言代替事实”的程度。
　　刘再复说：“如果顾彬先生能进入问题或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那我绝对会洗耳恭听。可是，恰恰相反，顾彬的通篇发言却功夫在诗外，滔滔不绝的是他和高行健如何交往、交恶，是　‘金钱收入’、‘版权费’、如何‘没拿一分钱’等等，热衷的全在人事琐事，而非文学。对于这种连‘一分钱’也耿耿于怀的小聪明，我历来没有敬意。相比之下，高行健与莫言均比他‘傻’得多，‘浑沌’得多。高、莫两人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对人际交往很不开窍，难怪要得罪顾彬这种精细人、精明人。”
　　且不说顾彬是不是真的没有“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单就他所谈的“人事琐事”来讲，也并不见得毫无意义，———要知道，鲁迅对自己的稿费和版税，也是要斤斤计较的，毕竟他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也要有可避风雨的住所。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看，高行健、莫言也未必就像刘再复所说的那般“纯粹”，那般“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事实证明，那种所谓的“高尚的人”，所谓的“纯粹的人”，所谓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话语幻象而已。
　　刘再复不仅从人格上彻底否定顾彬，而且还将他的学术研究贬得一钱不值：“许子东辩护的理由是他还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此书我读过，唯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写文学史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书写，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历史版本。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可惜与中国学人所写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如陈思和、洪子诚等所著的文学史）相比，水平相去十万八千里。”在这里，刘再复的判断，不仅缺乏对事实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必欲从人格上置对方于死地。什么“信口雌黄”啦、“老生常谈”啦、“聪明”啦，“拼凑”啦，简直就一堆烂污、一无是处嘛。
　　固然，作为一个外国人，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分析中国作家、解读中国文学，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难免有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例如，一个中国人阅读茹志鹃的　《百合花》，是很少提出到底谁爱谁的问题的，因为，小说所写的两性之间朦胧的好感以及由此而起的害羞的感觉，中国人读来，都有一种特别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感觉。然而，　《百合花》　里的事象，对顾彬这样的外国人来讲，却是费解的，所以，他才会问：　“问题是，这里究竟谁爱上谁？作者说，这个故事写的是没有（实现的）爱情的爱情。但是，新媳妇为什么要看上通信员呢？难道是因为已经结了婚、所以怀着其他的希望？”唉！问题固然不那么简单，但也没那么复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说不清，无须说，也无须问。
　　然而，顾彬的这部文学史，自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即使与某些中国著名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相比，也并没有差到“相去十万八千里”的程度，彼此相去，顶多也就三四米远吧。就我的阅读印象，一个外国学者能把中国文学史写成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比较起来，有一点倒是顾彬的文学史独擅胜场的地方，那就是，它能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为我们提供中国学者无法提供的判断和信息。例如，瓦格纳对中国“调查小说”的命名、高利克对巴金小说的分析、莫宜佳对　《围城》　的研究、亨德里斯克对茹志鹃的研究，都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鲜的信息，而顾彬自己对冯至与德国文学关系的梳理、对萧红小说的评价、对张贤亮和高行健的“老一套”女性观的批评、对阿城小说主题的阐释等，则包含着很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包含着很有意思的独到见解。
　　在这部文学史里，顾彬援引了德国学者危令敦对莫言小说的质疑，同时陈述了自己对莫言的理解和批评：“自然，这种忽而正面、忽而负面的对于党员的看法，可以看成作者为了自我保护使的巧妙招数，可是作者为什么在描述暴乱者时，不管他们是男还是女，都极其夸张地偏爱以粗俗污秽（skatologisch）为手段呢？粪便、尿和臭屁似乎就构成了中国农民。　
　　中国总是批判欧洲对她的错误呈现，如果允许我们把这个时髦批判掉转过来，则中国当代文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中国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是否就被‘如此’地正确呈现了出来？”针对莫言的创作，顾彬准确而尖锐地发出了自己的质疑：巧妙的平衡术，严重的恋污癖，对农民生活的并非“如此”的叙述，——如此尖锐的判断和批评，你在那些处于“十万八千里”的另一端的中国学者的文学史里，能读到吗？为了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花了很大的精力，涉猎了很多的资料，从那份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认真不苟的治学态度。也就是说，顾彬绝不是随随便便写了这么一部文学史出来，也绝不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刘再复在《驳顾彬》里说：“西方的真学者（不是伪学者）有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品格：一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二是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这应该是世界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所有学者的学术品格。那么，根据这样的学术品格，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个“尊重事实”的判断，就应该是：顾彬的这部文学史并不那么差。我们要为顾彬说句公道话，要为他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