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顾彬从高行健和莫言的身上，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残缺呢？他又是怎样批评这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作家”的呢？
　　2013年八月号的香港　《明报月刊》上，刊登了顾彬的题为　《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　演说词。这是顾彬应香港岭南大学“五四现代文学讲座”之邀而发表的讲演的录音稿（李浩荣记录）。
　　这篇演说词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高行健的，谈到了他与高行健的交往以及后者选择“流亡”的动机，批评了高行健的“戏剧创作与戏剧理论”，附带谈论了他的长篇小说　《灵山》；顾彬对高行健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对他的“戏剧理论”比较肯定。第二部分，谈的是“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女性问题”，认为很多当代小说家，如高行健、苏童、余华、莫言的长篇小说，都有一个毛病，就是缺乏对女性的正常态度，过于凸显女性的生理特征，忽略了对女性心理和人格的塑造；　五四时代的男作家所写的女性有灵魂，让读者同情，而九十年代的男作家写女性，则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第三部分，是关于“诺奖与翻译”的，他说，高行健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的译者马悦然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如果没有葛浩文，莫言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是很好的译者，翻译时不是死死板板一字一句的译，而是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所以莫言的小说翻译成英文时，有了第二个作者；葛浩文了解中国作家，帮助他们写出了他们想写而没写的话来。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当代世界文学。第四部分，顾彬指出莫言的长篇小说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创造出现代性的长篇小说；莫言小说里没有幽默感，却有太多的仇恨，———在他的小说里，没有爱可言，没有救赎之爱，没有基督之爱，也没有儒家之爱。
　　顾彬所涉及的被批评者的某些深隐的行为动机，属于无法简单谈论的复杂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飞短流长，便容易妄发“原情定过”的诛心之论。但是，顾彬对许多男性作家的“女性意识”的批评，对“诺奖与翻译”问题的看法，对莫言的作品“恨意”太多而“爱意”太少的判断，都是切中肯綮的。
　　的确，中国当代的许多著名男性作家，都不怎么熟悉女性的心理，都对女性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刻的了解，于是，他们常常选择站在外在的男性立场，用简单化的甚至粗俗的方式来写女性，将女性当做一个纯粹的“消费对象”，当做一个没有灵魂的“肉身”，当做证明男性的魅力和价值的“功能角色”。伟大的作家，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丰富情感和微妙心理，有着设身处地的同情和感同身受的认识，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往往会达到极高的境界，而拙劣的作家，通常会把女人写成男性的玩物或者莫名其妙的怪物。
　　关于“诺奖与翻译”，顾彬的观点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单从汉语的角度看，有些中国著名作家的语言，距离“文从字顺，章妥句适”，尚且有着不近的距离，但却可以经过“翻译”的包装，一译遮百丑，获得“国际大奖”。至于，莫言小说的“恋污癖倾向”之类的问题，顾彬的分析和判断也自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