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尽管问题不少，顾彬的优点，却也不容抹煞，例如，他的清醒的怀疑精神，自觉的批评意识，直言无忌的率真个性，德国式的做事认真不苟的态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很少跟在中国的“娱乐媒体”和属于“摇尾系统”的批评家后面，说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昏话，说让人听了脸红的好听话，而且对那些人人皆知但并无几人敢说的问题，他也敢言无禁忌、一语道破。
　　■刘再复这次的“驳顾彬”，很有一些时无英雄、勉力而为的悲壮意味。然而，他实在是找错了对象。顾彬，一个势单力薄的汉学家而已，即便“太嚣张”，谅他单枪匹马，也很难“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刘再复倘若真有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那么，他应该将批评的目标，对准当代中国泛滥成灾的“消极写作”和“吹之捧之”的文学批评。
　　                                             一

　　我对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学者，向来心存敬意，也心存疑念。在我看来，西方学者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之间的距离和隔膜，几乎是难以克服的，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和“评奖”，也就不宜拿它太当回事。深刻地认知中国文学，准确地评价中国作家，绝非他们所能胜任的工作。
　　西方人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这种几乎难以超越的隔绝，首先是由文字的阻障造成的。汉语是一种深度化的语言，内在的语境关联复杂而精微，在表层的能指之下，隐含着难以明言的“暗示”，一种几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要养成对汉语的“意会”的能力，非寝馈多年，口诵心惟，从容含玩，不能至也。其次，要理解和评价中国文学，需要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心情”，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而中国社会的性状和中国人的心理，复杂幽渺，非长期侵染其中，非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是根本无法认识和理解的。例如，素来以批判的态度研究“规训与惩罚”问题的福柯，竟然对中国的“群众专政”和“血腥暴力”，大加赞赏，认为这可以“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福柯之所以会说出如此逆天悖理的“胡话”，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对于中国，他实在太过隔膜，对于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形，也实在太过无知。而一个西方人，即使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有可能依然无法融入中国社会，依然无法真切地观察中国，依然无法把中国人看明白。鲁迅就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批评赛珍珠的　《大地》　说：“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要知道，赛珍珠出生不久就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年，是“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的。
　　至于那些跟着中国的文学时尚跑的西方“汉学家”、“翻译家”、“女评委”和“诺奖评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就更加浮泛和浅薄，而他们所表达的，也不过是“一点浮面的情形”。通常，中国的媒体炒作什么，西方的译介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就关注什么，就会对什么感兴趣。从早期的《废都》《上海宝贝》，到前些年的《北京娃娃》和《狼图腾》，从试图超越现实主义而又“魂不守舍”的阎连科，到叙事方式极端恣纵、猥杂佻脱的莫言，都是西方汉学家、翻译家和大奖“评委”浮慕的对象。
　　在欧洲的汉学家中，顾彬无疑是一个另类。他固然也说错话，也说“大腔子话”，例如，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就曾经一边慷慨地吹捧“大陆文学”，一边随意地贬低台湾文学；例如，他在2004年第3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谈“王蒙的幽默”的文章，就有些自说自话、不着边际；例如，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谈的时候，就看不到中国当代作家“语言不好”的“最大的问题”，恰在于他们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太少、太浅，而不在于“外语不好”；例如，他有时会情不自禁表现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喜欢说自己对中国文学有多大的恩德，全然不知道中国古人“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的道理；全然没有意识到，这种施恩者的沾沾自喜的良好感觉，往往会成为文学交流的隐性障碍。
　　然而，尽管问题不少，顾彬的优点，却也不容抹煞，例如，他的清醒的怀疑精神，自觉的批评意识，直言无忌的率真个性，德国式的做事认真不苟的态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很少跟在中国的“娱乐媒体”和属于“摇尾系统”（语出柏杨《中国人史纲》）的批评家后面，说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昏话，说让人听了脸红的好听话，而且，对那些人人皆知但并无几人敢说的问题，他也敢言无禁忌、一语道破。例如，他对《狼图腾》就没有好感，认为这部被炒得热闹一时、几乎家弦户诵的小说，如果在德国，“就会被认为是法西斯”，“这本书让中国丢脸”；例如，他绝不跟风趋时，对获了“国际大奖”的高行健与莫言，都有极其尖锐而又极为准确的批评，———正是对两位“诺奖”获奖作家的批评，给顾彬招来了敌意和诋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