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魏志·倭传》助读（五）上：今注今译
(2012-10-25 17: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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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五、今注今译
（一）今注今译的内容应当包括裴《注》
像《三国志》这样一宗全人类的文化财富，自古以来就被视角各异的学者不断解读，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今世界更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传播，以致值得我们参考的注译成果琳琅满目，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严格意义的“全注本”、“全译本”并不多见。
这里所谓严格意义的“全注本”、“全译本”，指注译的对象不只是陈寿的《三国志》，还包括早就跟陈《志》珠联璧合、融为一体的裴松之《注》。
跟《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后汉书》李注不同，裴《注》的主要内容不在名物训诂，而在于为陈《志》补充史料，其中绝大部分史料跟陈《志》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例如魏受汉禅的故事，陈寿在《魏志·文帝纪》中，根据当时尽人皆知的表面现象写道：“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你要是孤立地读这一段，肯定以为汉献帝把皇位让给魏王曹丕不是被迫的。为了说明汉帝的禅让并非出于自愿，陈寿又在《魏志·卫觊（jì）传》中交代了这场特大政治闹剧的幕后真相：“文帝即王位（指曹丕继承死鬼曹操的“魏王”之位），（卫觊）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祚，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原来，曹丕的把戏是这样的：他一当上魏王，先把亲信卫觊任命为魏王小朝廷的“尚书”，接着就安排他到汉献帝身边担任“侍郎”；曹丕交给卫觊的光荣任务便是“劝赞”汉献帝赶紧让位，有关让位的一切中央文件都由卫觊执笔；卫觊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以后，又当上曹丕这个新皇帝的“尚书”，并享受到侯爵的待遇。然而，你即使通过《文帝纪》及《卫觊传》看出了政治黑幕，但对曹丕的台前表演还是不清楚的，因为陈《志》不屑于记载那些欺骗民众的政治表演。这时，你再看看裴《注》所引《献帝传》，就明白什么叫“把肉麻当有趣”了。《献帝传》所载“禅代众事”共八千四百多字，详细记录了汉献帝一再下达让位诏书，曹丕则一再苦苦推辞，汉朝大臣则一再拚命劝进；当“劝进闹剧”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曹丕甚至说出我宁可坚守臣节跳海而死也不能接受禅让之诏这样感人肺腑的话来。当然，尽管曹丕“三让”的态度十分诚恳，但“天意”和“民意”是无法违背的，所以他最后只能勉为其难，违心地“登坛受禅”了事。请问，你不读陈《志》的《卫觊传》，怎能看透曹丕的内心世界？你不读裴《注》的《献帝传》，又怎能理解曹丕的台前表演？又请问，没有裴《注》的映衬，你怎能体会到总共只有三千五百多字的《文帝纪》足称“高简”？关于裴《注》所引《献帝传》的重要意义，清代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三国志》中曾经指出：“《献帝传》载禅代众事书表诏令，往复至万余言，鄙陋谄伪，辞费而言呐，文卑而气苶，承祚尽削之，是也；然裴氏载之，亦足著当日之丑。”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陈寿“尽削”曹魏集团曾经广泛宣传的那些书表诏令，意在清除历史垃圾；而裴松之“载之”，则是为了把政治骗子的丑态拿出来示众，以免后代的读者不了解禅代故事的可笑细节。这实际是揭示了裴《注》跟陈《志》互为表里的关系，说明了裴《注》的特殊价值。正因为如此，对《三国志》深有研究的注译家，总是既注译陈《志》，又注译裴《注》。
再如，裴松之在《魏志》末尾引录了长达三千二百多字的《魏略·西戎传》，补充了陈《志》所删略的史料。你如果不读《西戎传》，就不能明白《魏志》何以不为“西戎”立传。陈寿在《乌丸鲜卑东夷传》序、评中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魏国周边地区民族及外国该不该立传，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不是跟魏国政府发生过比较密切的关系，在于这些处于“荒服之外”的民族是否“能为中国轻重”（意思是：对中国边境的安定与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魏志·文帝纪》载曹丕黄初三年（222）西域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并大书特书：“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可见西域诸国已经内附；而《魏略·西戎传》所载的大秦，跟曹魏政府没有交往，故而不符合陈寿的立传标准。此外，从阅读的难度看，《魏略·西戎传》跟陈《志》的《韩传》、《倭传》相比，其中的难点、疑点、盲点的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试问，如此难读之《注》岂可无注无译？
又如，《魏志·倭传》中的两则裴《注》，第一则引录了鱼豢《魏略》，第二则是裴松之对陈《志》的辩误。《魏略》是早于陈《志》的史书，既然时空的隔膜要求我们注译陈《志》，那么，比陈《志》时空隔膜略厚的《魏略》岂可不注不译？还有，既然裴松之的第二则误解了陈《志》（说见《助读》四），你对此无注，岂不是等于认同了裴《注》的误解？
浏览近现代号称全注全译的二十多种海内外出版物，注译者把裴《注》全部内容纳入研究视野并加以校注或翻译的，应数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卢弼《三国志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今鹰真等日译本《正史三国志》（东京筑摩书房1993）、赵幼文《三国志校笺》（巴蜀书社2001）和杨耀坤等《今注本三国志》（巴蜀书社2012试印本）。因此，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只得首先关注这五种全注全译。
（二）校释并重的四种全注本
综观五光十色的《三国志》整理研究成果，有的专攻文本校勘，有的致力特定视角的解读。堪称校释并重的全注本，首推以下四种。
（一）易培基《补注》的底本，是号称元刻实为明刻的西爽堂本。这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未竟之作，虽然粗略，但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对《倭传》中的“鬼国”、“裸国”、“黑齿国”，《补注》引《山海经》、《论衡》加以印证，为读者提供了综合研究的方便。
由于此书未卒其业，有待完善的内容当然很多，这里刺举两例，一是“参问”，出自“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一段；二是“拜假”，出自“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一段。
【例1】“参问”，易培基将西爽堂本改为“参间”；《补注》曰：“问”，何本作“间”。
何本不可辄从。“参问”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相当于常用词“询问”、“访问”，换成现在的话，就是“向人请教”；第二种相当于怀着敬意的关切性的“问候”。本文的“参问倭地”，犹言向人请教倭地的广袤。“参问”第一种用法，例见《后汉书·窦武传》：“武召侍御史河涧刘儵，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又见《隋书·律历志中》所载大象年间事曰：“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于是高祖引（刘）孝孙、（张）胄玄等亲自劳徕。”其中“参问日食事”跟“参问倭地”句法一致，足以互证“参问”的义蕴。
“参问”这个中古时代的复音词，确实不怎么省心。何焯校本认为“参问”是“参间”之讹，尽管毫无根据，可是易培基却信从了，这说明完全可以通解的“参问”一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再如《翰苑》注引《魏略》作“炙问倭地”，你看，传刻者要是熟悉中古语词，怎么会把这“参”字刻成四不像的“炙”？又如陈乐素《〈魏志·倭人传〉研究》“女王国以外诸国”一节引此录文时，读作“（裸国等）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并在“参问”后面断以句号，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例2】“拜假倭王”，《补注》曰：元本作“拜为倭王”。
元本作“拜为”，也应属于不明古语的手民之误。“拜假”，《汉语大词典》释为“拜授临时官爵”，并引《逸周书》、《三国志》、《新唐书》为证，似乎表明“假”这个词素的意义是假借（暂时授予）。照我看，中古时代的“拜假”，跟表示“授予”义的单音词“拜”、“假”没有什么不同，“假”的“假借”义虚化之后转为“授予”义，不但见于《魏志·牵招传》“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等等，还见于《汉书·循吏·龚遂传》：“遂乃开仓廩假贫民”，颜师古注：“假谓给与。”
（二）卢弼《集解》，是矗立于《三国志》古今校注之林的金字塔。那雄伟壮观就不必说了，这里只谈谈我过去曾做过小修小补的两例，一是古语词“哀”有爱怜、思念义，二是罕见的职官“塞曹掾”并无讹误。
【例3】汝所在踰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857页，中华59本）
【例4】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857页，中华59 本）
（三）赵幼文《校笺》的整理者在《前言》中告诉我们，作者“治语言文字之学，对先秦诸子、三国历史、六朝文学以及文字训诂之学造诣尤深。治《三国志》多年，创获极多，持论精当，颇有新意，能成一家之言”，这并非过誉之说。是书辨正《集解》的疏误，填补《集解》的研究空白，广征博引，发明极多。是书所揭示的大量的异文，也有相当的研究价值，例如：
《校笺》上册1160页：卢弼曰：“沈家本曰：《御览》‘文身’下有‘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十字。”谨按：此见《御览》卷七百八十二。考《通典》引《魏略》云：“倭人自谓太伯之后。”
《校笺》又指出：《御览》“古”上有“上”字，《晋书》同。
根据《校笺》揭示的异文，我们有理由怀疑，陈寿笔下的原文，很可能是“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现在所见文本没有“闻其”等十字，使“自古以来”在行文上显得非常突兀，这说不定是传写过程中出现的脱误。
赵幼文《校笺》1160页：《类聚》卷八十二引“暖”作“和”。《汉书·西域传》“罽宾地温和，冬食生菜。”疑此“夏”字当衍。
“冬夏食生菜”一句，确实可疑；夏季“食生菜”、“徒跣”有什么稀奇？只有冬季光脚板、吃生菜才能见证“倭地温暖”。在《后汉书》里，上文作“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其中“夏”字同样可疑；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第10册2821页）误以“土”字属上，弄成“气温腝，冬夏生菜茹”，读起来更不是滋味。我觉得，《校笺》怀疑《魏志》的“夏”字是多余的，虽乏佐证，但这种推理也适用于《后汉书》。
（四）杨耀坤等《今注本》，是当代史学家为读者提供的最新最细的校注本。《今注本》继《集解》、《校笺》之后，既注陈《志》，又注裴《注》，内容丰富，要言不烦。偶有可商，无伤大体。下面举一个例子。
其国本亦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856页，中华59本）
在《今注本》中，上文“住”改成了“往”，注者交代了改字的理由：
其国本亦男子为王，往七八十年，倭国乱。（《今注本》7册2209页，巴蜀汉书社2012）
《今注本》注：赵幼文《校笺》谓“住七八十年”之“住”疑为“往”字之误。往七八十年，犹言过去七八十年也。《后汉书》作“桓灵间”，桓灵至景初约七八十年。作“住”字不可解。
我以为“住”字不宜改。据我所见，《校笺》问世之前也有疑“住”为“往”的，例如陈乐素在1930年发表的《〈倭人传〉研究》中说：“‘住’字似为‘往’字之误。”（20页，《求是集》）。不过，在语言学视角下，我的感觉是形容动态的“往”用在这里并不合适，而表示静态的“住”字则于文可通。“住”的核心意义是在某个点上停留，“住七八十年”指在某一种固定状态中停留了七八十年，所以，在“住七八十年”这一语境中，“住”可以看成今语“经过”、“持续”的同义词。在中古时代口语成分较多的文献里，有这样的用例。西晋·竺法护译《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卷中《幼童品第四》：“佛告舍利弗，其一切达如来正觉，声闻集会有百亿众，其佛寿命住百千岁。”其中“住百千岁”就是“寿命”持续了“百千岁”，换言之，就是“经过了百千岁”；本文“住七八十年”指“男子为王”这种状态持续了“七八十年”，换言之，就是“经过了七八十年”。
就我所见，《今注本》中这类可商之处不是很多。
总之，除了未竟之作《补注》以外，《集解》、《校笺》、《今注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反映出《三国志》今注的最高水平，勾勒出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在《三国志》整理研究工作中可敬的形象和可喜的业绩。
（三）省略了“流马”一段的日译本
如前所述，《三国志》整理研究工作的中心在中国，这是没有问题的，高质量、有深度、有厚度的“今注本”无不出自中国学者之手，这就是无数明证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国志》研究中的一切难题只有中国学者才能解决。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毕竟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不像那些“以论代史”的东西只能在当时专制体制的小圈子里自欺欺人，时过境迁，不但“外国人”感到可笑，连本国人也不屑一顾。因此，在《三国志》局部个案研究方面，有发明、有贡献的学者，早就突破了国籍的范围。比如说，《魏志·韩传》“臣智或加优呼臣云遣支报安邪踧攴濆臣离儿不例拘邪秦支廉之号”一段，其中“臣云遣支报安邪踧攴濆臣离儿不例拘邪秦支廉”不可能连成一读，但这20字如何点断？中国学者至今无能为力。可以说，这是《三国志》中最大的盲点。对于这20字，明代的陈仁锡评点本、1936年出版的万有文库圈点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都不加标点，体现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的治学理念。为了对古籍负责、对读者负责，宁可被博学者讥为浅陋无知也绝不故弄玄虚，我相信，这样的做法肯定会赢得广大读者的尊重。遗憾的是，在浮躁虚诞学风的影响下，对这个盲点随意点读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了。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陕西出版的《三国志注译》，译者不向读者说明任何理由，来了个二字一断：“臣云、遣支、报安、邪踧、攴濆、臣离、儿不、例拘、邪秦、支廉”(152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最近出版的《（文白对照）三国志》居然还沿袭了这种随心所欲的“二字一断”式(912页,中华书局2007 )。又如上海出版的《白话三国志》译文为“‘臣智’有时给予优待称为‘臣云遣支报安邪踧攴濆’、‘臣离儿不例拘邪秦支廉’的称号”(5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又莫名其妙地想出了“十字一断”式。但愿此后不要再出现其他臆断形式的什么新译本。须知，《韩传》这20字所记录的，是一些古韩语的专名，这是用汉字记音的韩语中的古词；你对韩国古文化、古语言及韩国史学家的有关成果不甚了解，却按照中国语中“复音词”比较普遍等等特点去臆断臆点，对读者有害无益，对自己也不见得有益无害。其实，日本、韩国的学者对这20字的读法早有研究（例如那坷通世、李丙涛的读法是“5、4、6、5”，每个“优呼”结构是“国名+官名+人名”，这个说法已委托复旦在读博士生金子荣君翻译、整理、发表），其结论虽然未必是定论，但我们不能不关注这类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学术成果，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关于《韩传》的问题，留待讨论《韩传》时再说；这里还是谈《倭传》的日译本。
日译本，指今鹰真、井波律子、小南一郎合作翻译的日文本《三国志》，译文覆盖了陈《志》和裴《注》。裴《注》中被略而不译的，只有《诸葛亮集》所载“流马尺寸之数”共270字；日译本在“附注”中向读者声明：译者对于“流马”的构造、术语都不明白，所以很遗憾地省略了这一段。
对于自己不懂的“流马尺寸之数”不强作解人，并向读者说明不译的原因，这种不愿弄虚作假的态度值得提倡。其实，“流马尺寸之数”一段，即使不省略而把它译成日文或现在汉语，也基本上是“原文照抄”，对读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日译本还是可以称得上完整的《三国志》全译本。
考察最近半个世纪出现的《三国志》今注今译本，并以专著的形式深度评说的，是老校友倪永明的《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这本论述《三国志》“语际翻译”兼及“语内翻译”的力作，是他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长达三年的撰写过程中，倪永明以穷尽性的方式调查了海内外的《三国志》译本，除了当时无法获见的“俄译本”及美国的“英文选译本”之外，他对中国十一种现代汉语的译本（包括台湾2种）及日文译本、韩文译本展开了全面的比较，其宏观研究阐发了“今注今译”的理论，其微观研究在注译本“个案研究”方面多所发明。五年前的十月，我一口气读完这部全球化视野中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曾摘编其文，名为《举要》（见《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2007）。在《研究》出版五年之后的今天谈《三国志》的今注今译，尽管同事何凌霞已发表了《〈三国志〉英文选译本评析》（85-98页，《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期，中华书局2011），尽管我不久前又看到了新近出版的《（文白对照）三国志》，但在今注今译的理论方面对《研究》仍然没有什么补充。因此，我先烦请《研究》的作者把日译本《魏志·倭传》回译成中文，并在【说明】中对日译本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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