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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禁烟令为何成一纸空文

(2012-12-31 13:20:12)
标签:

禁烟令

企业

办公室

杂谈

分类: 管理思潮

今天我想谈一个新话题:办公室禁烟。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新,而且还是个老话题,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中国内地室内公共场所20111月将全面禁烟,但是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许多室内公共场所,包括企业、机关的办公室里边依旧是烟雾缭绕。

在展开论述之前,先做一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世界各国法律从起草到颁布的平均间隔时间通常为5-10年,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我国内地室内公共场所20111月全面禁烟,也就是说,就算我们从今天开始起草法案,公共场所禁烟法从起草到通过也仅剩下半年的时间。

当然,就像衡量结婚可能性的标尺不是恋爱时间的长短一样,并不是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要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酝酿的,作为一部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法律,禁烟法的条文已经程式化,只要我们决心出台这样一部法律,大可以实行“拿来主义”,直接把国外的相关法律本土化。

可是,“拿来”不一定就能够“主义”。近十多年来,国内的许多省市都曾出台过不无二致“禁烟令”,后来的结果怎样?所谓的“禁烟令”均无一例外地夭折了。我们因此懂得了这样一个事实,“禁烟令”和“禁烟行”并不是一回事,有的令行得通,有的令却难以行得通。

有人说地方版“禁烟令”行不通是因为地方法规的层次太低,如果把“禁烟令”上升到国家立法的层面效果就不一样了。我也不否定这样的观点,问题是,我国早在2005年就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也就是说,20111月全面禁烟是5年前就已经定下来的事情,为什么5年过去了,国家层面的立法还没有动静?我想原因不在于我们有没有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本身,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或者说,不理性的阻力在有的时候是可能阻挡理性的,我们都知道禁烟的好处,可有的人就是一门心思地琢磨禁烟的坏处,而后者偏偏就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不止一次地说过,英国的烟叶可以拿来换法国的葡萄酒,烟叶的力量无穷无尽,可以换取我们需要的绝大多数东西。比如分布在国内各省市的烟厂,如果某一天公共场所禁了烟,我们虽然可以免受“二手烟”熏陶,但烟厂恐怕就要坐不住了,并不是他们见不得别人好,而是别人笑,他们只能哭。

更重要的是,烟民们抽的不是烟,而是GDP和财政收入。这就好比降房价等于降地价一样,在地方财政看来,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正由于这个原因,眼下在“国十条”和地方版“国十条”的轮番调控下,一线城市的房价也才“假装降了一下”,打算靠炒作来愚弄公众,而不见任何实质性的降价举措。我的观点是,禁烟令也是这样,就算公共场所禁烟法以光的速度出台了,也同样摆不脱被GDP和财政收入架空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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