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取得增值税发票的企业如何应对“营改增”带来的税率上升和抵扣困难，企业是否需要承担如此高的社保支付比例，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016年5月1日起，生活服务业正式纳入缴纳增值税的范畴，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曾公开发文称，生活服务业将成为“营改增”较难的行业，因为其增值更多是被动的，并非是生产活动导致的增值，加上人力密集型产业不可抵扣的人力成本比例较高，“营改增”能否为服务业企业降税还是个问号。

日前，三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晓莺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表示，家政服务行业作为城市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再就业、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在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根据‘营改增’新政，‘家政服务企业由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提供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可以免征增值税’，这看似利好消息的背后，其实有着较大的不可操作性。”她略显忧心地说。

谈起“营改增”小半年来的感受，陶晓莺详细举例说，公司货运服务的税率，在“营改增”前后都是服务费的6%，没有变化；而像保洁、月嫂、维修等家政服务，在“营改增”前是征收5%的营业税，改革后是征收6%的增值税。

陶晓莺表示，家政服务行业有其特殊性，家政服务费成本大多是劳务成本，无法取得进项发票，而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意味着企业无法获得抵扣。部分企业因此不但没有减轻税负，反而增加了应缴纳的税额。作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她建议，针对三替这样的大型家政服务公司，可参照财税（2016）47号文《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务、收费公路通行费抵扣政策通知》，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或者选择差额纳税，用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为用人家庭支付给家政员的工资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三替集团作为典型的服务型企业，与传统的制造型企业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我们企业利润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做好客户服务。而实现的关键点又在于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也就是说，人成为我们这类服务型企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陶晓莺告诉《浙商》记者。

作为有着24年历史的老牌家政服务企业，“找家政、找三替”已经成为很多杭州人熟悉的话。陶晓莺认为，对服务业来说，在税费等制度性成本之外，非制度性成本中，人力成本的增加非常明显。

回到前述提到的“不可操作性”，她分析道，按目前的家政服务现状来看，在服务收费中，大部分中介机构是一次性收取服务费10%～20%的中介费，每月收取服务费10%的管理费。以一个月薪3000元的钟点工为例，公司的管理费最多只能收到300元；但按照员工社保的缴费基数，最低也要缴到40%。所以即使公司把收到的管理费全部用来为员工缴社保也不够，况且企业还有自身的经营管理成本，员工的岗前培训、岗中管理和风险承担等诸多费用需要支出。

事实上，家政服务业的特点是，所有费用收取都来自于雇主，也就是说，如果公司把管理费比例提高到50%（40%用于缴社保，10%用于企业运行成本支出），也就意味着原本3000元的服务费要提高到4500元。而这4500元，主要的承担者就是雇主。“这大大超出了雇主的预期和承受能力，所以可操作性较小。”

对于企业来说，这40%的社保费用支出，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压力。尽管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角度而言，社会保障力度的提升是必须的，但企业是否需要承担如此高的支付比例，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改变“价低者得”的招投标规则

随着“50后”、“60后”逐渐退休，三替招聘了不少年轻员工，分析起家政服务业的新老更替，陶晓莺认为这是一种从“蛮劲”到“巧劲”的转变。

“科技改变生活的说法，在家政业中体现得很明显，以前是全靠人工打扫卫生，现在我们的员工背着统一的双肩包，用着简洁有效的机器，效率提高了很多。另外，随着 ‘管家式’服务的兴起，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也开始涉足家政服务，这方面的业务我们一直是供不应求。”陶晓莺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创业时的十多名员工到现在上万名员工的品牌企业，几乎白手起家的陶晓莺把“诚信”二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为此，她表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家政服务行业鱼龙混杂，网上有很多假冒的服务商给正宗品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些年来三替也深受其害。

“此外，目前招投标中最低价中标的规定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多不规范的企业（这里指因为不规范，所以运作成本很低的企业）借此机会中标，而真正有品牌、正规化运作的企业，由于本身的运作成本比较高，反而在招投标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种单纯以价格决定胜负的游戏规则，优化经营环境，让优秀的企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空间。”陶晓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