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本聚散无形、手法凶悍精准著称的浙商，于2009年在山西煤改中受到重创，500亿资本深套其中。晋中往事5年之后，那些停留在各大媒体悲壮文字里的浙商，在平静抑或曲折的现实里、在国企民企是否真的能够共进的疑虑中，继续着他们的生意和生活。

他们去哪儿了

山西煤矿国有化之挫，并未让浙江资本入晋投资永绝江湖。

因浙江企业抱团投书全国人大等部门，质疑山西煤改的合理与合法性，在得到了舆论同情与时任浙江省长吕祖善的批复之后，摆在浙籍“煤老板”面前的不再只有无奈。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族春，在那场举国关注的庞大整合规划中为几近绝望的浙商们做了从法律到情感的全部申诉。

结局虽仍有“留待疑议”的部分，但显然比匆匆结束在山西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的单方面“胜利”，以及本有可能发生的清算与赔偿要令人宽慰。

当然，这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命题。

一部分浙商留在了山西，他们在大踏步而来的兼并重组中获得了多方共同努力而来的资源与权利。虽不是完胜，但聊胜于无，多少也挽回了些许损失与信心，使其如今仍能在煤炭行业的波动中沉浮。

与吴族春相熟的另一部分浙籍煤商，收拾包袱离开了这个黄土遍覆的能源大省，“去往贵州、新疆、云南等地，继续投资矿业。”山西，成为他们投资经历中不愿再去碰触的记忆。

自然也有人选择更彻底的方式——退出让他伤透了心的煤炭行业，成为许多人所说的“脱煤者”。这块酸甜难辨的蛋糕，政策往复、前途未卜，诱人的利益有时候不足抵消对风险的恐惧。在遭受了太多折磨人的提心吊胆与一败涂地之后，撤离的浙江资本，于退出前被重新估算。

这一次，原先被蛮横摈弃的因素，被山西方面纳入了考虑范围，“融资成本是其中一项。”吴族春说，在扣除应缴纳的税收等款项之外，民营煤矿的“转让费”得到了提升，“至少在计算方式上更合理了。”

经此一役，浙商成熟了

在2009年的绝望、无奈、声讨和重整旗鼓之后，吴族春认识中的浙商群体也在归于理性的路上更进了一步。

从中原去往西部开发新资源的商人们，对风险的意识不再局限于市场。“他们的投资规划，会考虑到与政府的关系、政策的走向等因素。”吴族春说，经历过山西煤改的浙商，会在瞄准某个投资前，给他来电话问问“怎么操作更规范”。

“不管是描述为吃一堑长一智还是别的，浙商真的成熟了。”作为深入参与山西煤改、为受伤浙资奔走的律师，吴族春对这个群体而言，既是代理人也是最贴近的观察者：“如果没有席卷而来的煤矿兼并重组，市场也会在某一天自发对这个领域进行调节。虽然这样的改革，人为干预痕迹过重，但从另一层面来说，也是对浙商的一次锻炼，让他们的抗震能力更强。”

有意思的是，在声势浩大的国民财富重整之后，山西煤炭却未迎来盛世光景。

2012年，煤市风云突变。4号主焦煤的价格从每吨1800元掉到了500多元，5号原煤的价格也由每吨600元降至260元。

2014年春节过后，煤市行情更不乐观，焦炭每吨跌至1000元左右，而在2013年6-7月份焦炭期货价格是1800元每吨。

今年第一季度，山西省煤炭行业入库税收仅为105.2亿元，同比下降30.3%，占全省财政收入的36.8%，这个数据比2013年同期回落9.6个百分点。煤炭大省山西，几乎告别了“一煤独大”的时代。

煤改未结，市场结冰。能源大势的颓废，使煤企几乎全部深陷困局：煤炭大量积压，矿井且建且停。

“山西煤炭行业现在的状况，虽与经济大局紧紧联系着，但如果2009年的煤改，当地政府能遵循法律规定，不去人为破坏煤企生态，煤炭的市场化进程可能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停滞。”吴族春说，“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合法性是矿业投资的底线，要是能依法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现在应对经济下行的能力无疑会更强。”

在改革的浪潮中，产权与国家形态虽从未剥离，财产的支配在国家强制力下完成。但长效的经济增长，亦无法甩开法律。也许浙商在深入了解合法强制力的行为边界后，将能为群体的未来谋得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