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华东

在一次聊天中，王正康先生说：“有的人特别强调《红楼梦》历史文化的一面，当我说还有情本文化的一面，他也表示不能否定。”我一琢磨，确实如此。现在有些红友说到书中情节，都与反清悼明联系起来，而忘记了，《红楼梦》首先是一部描写儿女之情的小说。小说通过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之间的情感描写，以及后来的悲剧下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书中对“情”的描述贯穿全书。贾宝玉就是一个情感特别丰富的人，他对晴雯的情感可见一斑。晴雯贴好“绛芸轩”三个字，宝玉握着晴雯的手为她取暖；晴雯被赶出大观园后病重，宝玉单独去探望；最后声情并茂地诵读《芙蓉诔》，祭奠晴雯，达到了极致。宝玉和黛钗湘之间的复杂感情就更不要说了。他被警幻仙姑称为“天下第一淫人”。然而全书淫而不滥，标为“意淫”。正如本书的另一个书名《风月宝鉴》，风月宝鉴一面是温情，另一面是白骨。隐藏在另一面的是清初遗民文人对清朝统治者“剃发易服”、毁灭华夏文化的痛恨，同时怀念明朝的繁荣，反思明朝失败的原因。这个“真事隐”也贯穿全书。古人说的“一喉而二歌”早就对本书作了精辟的概括。

（贾宝玉和林黛玉。《红楼梦》首先从表面上看是一部言情的书）

现在有的红迷只关注一面，关注面不同的人互相贬低，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排斥，这就走偏了，也与《红楼梦》传达给我们的丰富思想内涵不相符。解读《红楼梦》关键的是要明确时代背景在明末清初，不是在乾隆朝，作者不是子虚乌有的曹寅之孙曹雪芹。有的人一看到我们的文章有《长生殿》的内容，就产生反感，认为这是有关作者是洪升的理论，就拒绝研究，也不愿看看是否有道理。他们也不想想，《红楼梦》中就有《长生殿》的折子戏《乞巧》和《弹词》。同样，有人对作者是冒辟疆、吴梅村等人的研究成果，也采取排斥态度，这妨碍了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如果《红楼梦》是多人创作，那就有可能漏掉了真正的作者。有的人片面认为别人的理论是为了促进本地旅游事业而采取排斥态度。还有的人抓住某个学说的不完善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珍惜自己的说法，全盘否定别人的说法，搞党同伐异那一套。有的红迷群甚至出现这样的现象：“本群禁止索隐派的胡说八道，踢了！”有些比较宽容的红迷群，观点不同的人也难以心平气和地研究问题，一言不合就开骂，缺乏气量和风度。我看到有的红学团体，虽然也有自己的作者观，但他们的文章除了否定乾隆朝的曹雪芹，尽量不提作者问题，而是花力气在文本的分析解读上。他们注意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深入浅出，频频出彩，赢得了众多的粉丝，阅读量也很高。有的红学群容纳各种观点争鸣，订立严格的群规，也口碑不错，赢得了许多红迷的支持与参与，影响越来越大。

其实在同一个研究团体中，也会有观点分歧，这需要有宽容之心。据我了解，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如关于书中写的京城，是南京还是北京还是杭州，产生了分歧，研讨会上各抒己见；达不成一致，就保留意见。在出版专辑时，把不同观点的文章放在同一个栏目内。他们的刊物里，也刊载别的派别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如蔡义江的奶奶讲故事说，赵建忠的家族累积说。当然也会登载反驳这些观点的文章。他们也登载了吴雪松的文章，作为他山之石。如果没有一定的宽容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能自以为真理在手，唯我独尊。有志红学研究的朋友们，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兼容并包，这是学术精神的实质。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容纳不同观点的研究团体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那是胶柱鼓瑟、闭门造车、党同伐异、孤芳自赏。比如胡适派红学就是这样，在他们主办的刊物绝不刊登反对曹寅之孙作者说的文章，也反对用索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甚至反对书中有影射技巧。这已经很难说是文学研究，更违背了学术精神。这也令我联想到这样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古怪。

《红楼梦》第12回有一句批语：“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非常引人注目，告诉我们此书有记载历史的功能，当然只有把历史背景放在明末清初才解释得通。书中的“除明明德外无书”、“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等奇谈怪论，骂匈奴、犬戎腥膻，“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证明了书中的反清情绪。可有的人过于强调这个主题，或把自己提到民族主义者的高度，或被自己的作者说牵着鼻子走，轻率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就有失偏颇。

（《红楼梦》即“风月宝鉴”，有正反两面。“鉴”即是史书）

我们也要看到，更多的人并不关心镜子的反面，只看正面，也不关心作者是谁，只想在情本文化中获取收益。红学研究者也应该照顾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求。用一句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解读好文本，为他们服务，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而自说自话。《红楼梦》以家喻国是对的，认真研究贾王薛史家族的衰亡过程也是必要的。想当年蔡元培先生断言：“《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胡适反讽这是“猜笨谜”，搞出个曹雪芹家事说，把红学引向了歧途。前车之鉴，后车之辙，我们大家都看“宝鉴”的两面，就不会走偏。

有的人对“言情小说”《红楼梦》有政治历史背景不理解，对作者是谁也不关心。实际上哪一部被称为名著的小说没有一个政治历史背景？如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子夜》、《暴风骤雨》、《三家巷》，更不要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了；外国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飘》等等，有的还有宏大的战争场面。《红楼梦》正是有明末清初的历史背景，才具有深刻的内涵，才让我们看到了作者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才真正认识到这部小说的伟大！如果把时代背景放到乾隆时期，那根本无法显示此书的伟大之处，只能在家族的小圈子里打转。就像胡适，晚年说出了否定《红楼梦》的话，说《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海上花》《老残游记》。

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们，往往有自己心目中的作者。谈到作者，先看胡适先生心中的曹雪芹。晚年的他说：“曹雪芹是个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休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休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他看《红楼梦》是否高明，不是看文本，而是看作者。他始终认为自己找的曹雪芹没有错，因而用他的曹雪芹来否定《红楼梦》。这就是“考证法”的结果。周汝昌先生写了几十万字的《红楼梦》考证，也没有考证出曹天佑与曹雪芹之间的任何关联。这些都是考证派的悲哀！

（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

胡适派红学的错误，给了广大红迷机会，红坛不断涌出新的作者说。红迷之间要么不谈，一谈到作者，分歧立现，“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现在虽然出现了几十个作者说，实际上大多数都有共同点。如很多作者说都认为作者是清初的文人，是懂戏曲或家里有戏班子的，是懂绘画的，是文采出众、诗词歌赋出色有作品传世的，是在京城北京为官或生活经年的文人。比如现在提出的作者吴梅村、冒辟疆、洪升、曹寅、赵执信、孔尚任、石涛等等，他们都具有以上的共同点。北京西山那个曹霑是与《红楼梦》不相干的人，这也是很多流派的重要共识。我们完全可以搁置作者问题上的分歧，一致把敦诚敦敏说的那个乾隆朝的曹霑批倒批臭，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还《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使广大红迷不再被荒唐的胡适红学所误导。这就可以说是红学史上的大功一件！

我设想今后的红坛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气氛：大多数《红楼梦》爱好者，只要知道此书的时代背景，知道“曹雪芹”不过是作者几个化名中的一个，把这部被誉为百科全书的小说，按自己的兴趣爱好，欣赏书中的艺术特色、写作手法；欣赏书中的爱情故事，感情纠葛；了解或研究园林美景、民俗民风、语言服装、美味佳肴、医理药膳，诗词歌赋等等，把《红楼梦》当做美学存在，文学存在来观照，获得美的享受。

对于有志深入研究《红楼梦》的红迷、学者，围绕着文本来进行，先不必纠结于作者是谁，但必须明确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看到书中有隐藏的思想。可以参考史料，对照文本，找出书中自己认可的主题思想。要宽容对待各种观点，情本论、历史论，家族论、国家论，南方论、北方论，不同的作者，采用不同的创作题材，都可以自由争鸣。可以用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文学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为导向，以红楼文本为研究的基础，从文本反映的时代特征、历史背景、地域风情，人物活动，语言风格等文化基因，找出要解析的问题，然后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去考证索隐背后隐藏的历史存在，考证乃至实地勘察文本背后隐去的地域所在、人文存在、人物原型、历史事件原貌，然后又与文本融会贯通，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样，红学研究的过程就是愉快的过程，今后的红坛上就是一派和谐快乐的气象，是阳光普照的春天，就能放开新的视野，拓展新的研究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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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至真斋主 编辑：慧读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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